中国理论网：坚定“四个自信”，传承弘扬红色金融文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金融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金融实践中塑造形成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作出的一切财经领域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体现在理想信仰、价值追求、精神风貌层面，融筑于物质遗存、制度规范和业务模式当中。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红色金融文化为我国现代金融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鲜活注脚、力量源泉。

一、坚定道路自信，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红色金融文化诞生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历经革命斗争的洗礼和沉淀，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与当时统治金融对抗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民众生产生活，从而奠定了中国金融不依附于外部势力的发展基础，作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没有简单接受国际金融体系的成熟经验和规则制度，而是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危机发生，保障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推进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市场体系日趋成熟，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迅速发展，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高。回首红色金融百年历史进程，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红色基因打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上的深刻烙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坚定理论自信，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红色金融文化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文化积淀，既与旧式的官僚金融、敌伪金融有显著区别，也与西方金融理论内生的自由主义、资本至上、脱实向虚的价值观念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金融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务于上层建筑的需要。红色金融文化始终强调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土地革命时期，苏区银行通过发行公债筹集军费支持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体系集中资源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这种“金融服从政治”的传统，为新时代金融理论中“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定位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强调金融的阶级属性，认为金融工具应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红色金融文化将这一理论转化为抗战时期推行“农贷优先”，为新时代中国金融理论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原则提供了根本遵循。

红色金融思想文化，虽形成于战争割据的社会状态，却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1943年，薛暮桥同志提出“物资本位制”思想，颠覆了货币发行必须以金银和美元等硬通货作为准备的常识，比西方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说早了三十年，实现了对西方金融理论的超越。1944年，陈云同志提出，边币和法币“两种币制是联系的，又是独立的”，“不由我们的意志，而是由于客观环境，由于生产，由于交换决定的”。不仅对革命时期根据地的金融实践发挥了指导作用，也为党的金融理论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红色金融思想文化回答了“什么是红色金融、红色金融为了谁、如何发展红色金融”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金融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货币金融斗争实践为理论源泉的思想体系，展现了中国金融的理论自信，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坚定制度自信，扎实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红色金融文化既包括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也包括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实施的一系列金融政策法规和组织形式等制度文化，如制定借贷条例、颁布国家银行章程、成立信用合作社和银行、发行国家货币、建立独立货币制度等。红色金融制度文化是红色金融运行发展的重要保证，见证了中国金融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根据地金融制度的探索，到社会主义计划金融体制的建立，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完善，红色金融制度文化历经岁月洗礼、不断演进，其背后蕴含的制度逻辑与价值理念，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使制度自信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宏观层面，也深入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中。

从红军票、光华券的设计推出到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操作，从发放低息贷款支持农民生产到实施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到数字经济时代整顿互联网金融乱象，从红色金融的“廉洁治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金融反腐”，从“银元大战”中的物价管控到对金融科技创新实施“穿透式监管”，从打破经济封锁、开展货币斗争到应对金融霸权、维护金融主权，红色金融文化蕴含的制度创新经验，不仅解决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更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这种适应性和创新性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的生动体现，为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四、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红色金融文化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通过对传统金融思想的吸收、转化与升华，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红军准备撤离遵义时，毛泽民智筹粮款“二换银元”，确保不失信于民，践行了“言必信，行必果”的传统美德，展现了传统诚信文化在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一脉相承。1943年面对恶性通胀压力，边区政府宁可缩减开支也不滥发货币，以“一斗小米换一斗小米”的货币实物兑换信用，彰显了“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传统伦理观，成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核心要求。1947年面对华东野战军缴获的巨额法币，华中银行严格执行“缴获归公”制度，拒绝利用敌币套利的诱惑，这种“临财毋苟得”的操守，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关键所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服务革命战争、保障群众生活为核心；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体系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置于首位，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严格管理预算、控制货币发行量，防止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体系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工具，保持经济稳定运行。这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量入为出”的思想转化为“财政金融平衡”的实践原则，展现了红色金融文化对传统理财观念的现代运用，构成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的内在要求。红色金融文化根植于五千年文明积淀、淬炼于革命实践、升华于改革开放的金融伦理，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铸就深沉的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3JDSZK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帆，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张沛，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