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推动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各地现有的产业基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以推动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首次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写入中央文件，为深化我国体制机制改革、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总的来讲，要根据各地现有的产业基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宜发展新产业则发展新产业，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则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换言之，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同时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把各地现有的产业分成五类

那么，各地方、各产业如何推动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何根据各地产业状况、实际条件进行分类指导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地方的产业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新产业等三个标准，把各地现有的产业分成五类：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新兴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

第一类：追赶型产业。发达地区、发达国家有这些产业，当地此类产业在相同产业的中低端具有比较优势，产业采用的技术、生产产品的质量还处在追赶发达地区或国家相同产业的阶段。我国许多地方的芯片和光刻机制造，就属于这类产业的代表。

第二类：领先型产业。这类产业的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或者非常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电视机、空调机，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的产物。现在，我国各地的家电产业不仅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大多在产品和技术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三类：转进型产业。过去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并且领先世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而失去了比较优势。20世纪80—90年代各地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如鞋、箱包、成衣、纺织等就是此类产业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产业，由于技术路线换道，原来的产品失去了市场。如彩色胶卷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而丧失绝大部分市场，利用其显影技术优势转型到图像信息材料领域，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类：新兴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产业，尤其是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产业，我国人力资本丰富的发达地区在这类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些则是新的技术给拥有特定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带来的产业发展新机遇，例如，太阳能、风能技术给人烟稀少的西部沙漠、荒漠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有些则是相对成熟的产业，但在一些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过去因为资本短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未能发展，现在因为该类产业在发达地区失去比较优势，落后地区则经过多年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而得以发展此类产业，对于当地来说，这些产业也属于新兴型产业。

第五类：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中，有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有些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型产业或未来产业。战略型产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10年甚至20年。由于研发周期长并且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长期积累在要素禀赋中相对丰富，在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产业和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形之下，我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由于这类产业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了避免被“卡脖子”，需要自己积极发展。

针对五种类型的产业分类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

对以上五种类型的产业，各地方如何分类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呢？

第一，对于追赶型产业。当地在该产业领域仍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其产业竞争优势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基于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有限的中低端产品领域，表现为产品技术能级与质量标准相对偏低，产品定价处于相对低位。此类产业形态在现阶段国民经济体系中仍占据显著比重。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从而显著降低技术升级的成本与风险系数。相形之下，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处于此类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其产业升级路径更多依赖原创性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式发展，这种创新模式具有研发投入强度大、技术迭代风险高的显著特征。在技术赶超进程中，此类产业通过系统性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并进行适应性改造，能够实现技术能级的快速提升，这种渐进式创新路径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成本可控、风险系数低的发展路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产业技术转移的可行性受制于技术输出国的政策约束，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在非敏感技术领域，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规模优势对技术持有方有着显著的吸引力。当面临技术封锁等非市场壁垒时，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则会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构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实施联合攻关，可以有效地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这种协同创新机制符合追赶型产业的技术演进规律，更能充分释放后发优势，为产业技术能力的跃迁提供支撑。

第二，对于领先型产业。我国这类产业也有不少。比如家电产业，现在能与我国竞争家电产业的国家恐怕只有韩国。欧洲传统家电巨头飞利浦、西门子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老牌家电产业的产品现在都由我国的相关企业代为产品开发、设计、生产，本质上已演变为品牌运营商与渠道服务商。我国稀土、高铁、光伏等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动力电池产业，宁德时代等企业已主导全球锂电技术标准制定，形成从材料创新到工艺革新的完整技术生态。在汽车产业，德国、日本长期世界领先，但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德国企业已明确表达了与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的意愿，希望通过合资方式引进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迈上千万辆级台阶，分别达到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保持这种领先优势，一方面需要持续加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确保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需要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科技革命、业态变革和渠道革新，警惕潜在的产业颠覆风险而被换道超车。美国柯达公司的遭遇值得关注和借鉴。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柯达公司在彩色胶卷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其产品曾主导全球摄影市场。然而，由于未能及时应对数码相机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最终导致其市场地位被彻底取代。

第三，对于转进型产业。有能力的企业可以进入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经营品牌、开发新产品、掌握市场渠道，或利用互联网、短视频、人工智能来构建新的业态。生产环节的企业则要考虑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拉平“微笑曲线”，或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实现第二轮发展。因技术路线转变而使原有产业的产品失掉市场的企业，则可以像彩色胶卷行业的传统企业那样，在面临数码技术的冲击和市场萎缩时，利用其显影技术的优势转型到印刷影像材料、高性能膜材料、图像信息材料等相关领域，成为集中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的企业。渠道创新的颠覆性变革在快时尚领域尤为显著。希音（SHEIN）公司通过“AI+社交电商”模式重构了产业生态：依托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每日4000+新款的设计能力，借助抖音（TikTok）平台构建“即时反馈—柔性供应链响应”的闭环系统，将传统快时尚企业ZARA的21天上新周期压缩至7天。这种“超快时尚”模式通过“小单快反”的生产模式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

第四，对于新兴型产业。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短研发周期的新兴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同步竞争阶段，不存在传统产业的代际差距。我国在人才储备、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配套等方面具有优势。其一，关于人才，在技术研发层面，我国已形成独特的人才培育体系。后天教育投入方面，通过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已基本消除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在先天禀赋层面，高智力人群占比遵循自然分布规律，得益于14亿人口基数，我国尖端人才绝对数量具有显著优势，庞大的研发人才储备意味着更高的突破概率。其二，关于市场，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单一市场，新兴技术产品可快速实现规模化应用，形成显著的成本优势与技术扩散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不仅加速技术迭代，更有利于将本土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当前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输出即是典型案例。其三，关于产业配套，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全覆盖的制造能力形成独特优势。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为例，其落地后18个月内实现产能突破，实际上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效应的集中体现。这种配套能力使我国在太阳能、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系统性优势。我国的发达地区拥有资本、人才、产业配套的优势，可以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为企业家创造大有作为的环境，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对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同样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抓住新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符合当地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并使用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来提质增效，使高端化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第五，对于战略型产业。在这类产业中，有些属于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需要和发达国家竞争；有些属于未来产业，必须现在就布局；另有一些则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这些产业需要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要求有相匹配的资本密度和高端人才储备，需要国家的支持，因此，有科研优势和相关产业基础的地方可以配合国家政策发展这类产业。以光刻机装备、先进制程芯片为代表的硬科技领域，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全球竞争优势，但其技术突破直接关系到国防安全体系构建和经济主权安全。针对这种战略性短板，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以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力，构建政府主导的新型资源配置机制——通过统筹财政资金、科研院所及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聚焦核心共性技术实施定向突破，加速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赶超。战略型产业的技术突破不仅体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更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层面的具象化表征，其产品代际跃迁往往能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