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基础条件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金融强国需具备的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基于经济基础和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双重考量，我国已初步奠定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
（一）强大的经济基础
1.经济实力
2018年，美国特别针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制裁，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产品，试图通过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来维持其全球科技霸主地位。针对打压和封锁，我国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弥补大而不强的短板。2025年1月，工信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我国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情况。
第一，“稳中有进”。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第二，“创新突破”。2024年，在重大装备、基础领域、高技术产业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均有突破，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第三，“数字赋能”。城市发展千兆光网，5G网络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扩大在乡村和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数字产业持续壮大。
第四，“助企强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全年减税降费及退税超过2.5万亿元，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46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557家。
2.科技实力
2025年春节，横空出世的DeepSeek对全球AI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AI领域的重大突破，更预示着全球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工信部总结了2024年在推动产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超导材料等一批标志性成果。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三是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2024年，我国在新型储能、微纳制造、分子药物、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新布局5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达到33家，突破关键共性技术672项，实现技术成果转化690项，孵化企业182家。四是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健全孵化器管理体系，已累计培育1606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24年新增在孵企业超1.2万家。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2024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已突破6.8万亿元，实现了约11.2%的同比增长。
3.综合国力
一是军事方面。我国海军055型万吨级驱逐舰、052D/DL型导弹驱逐舰以及054A/B型导弹护卫舰等新型战舰的服役，显著提升了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歼-15T和歼-15D的集中亮相，使中国海军在空中作战中具备更强的制空权和电子战能力。空军方面，歼-20和歼-35两款五代机的服役，使中国空军在隐身作战能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东风-31AG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彰显了中国火箭军无坚不摧的强大实力。
二是文化方面。《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成绩令人瞩目，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作坊式生产”向工业化流程的跨越，并彰显了中国文化自信。2023年5月，中国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以及《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1980）》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23年9月，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国文化正日益获得广泛而深刻的国际认同。
三是教育方面。美国乔治敦大学报告显示，中国STEM（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按照我国教育部定义的四个学术领域：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博士毕业生人数已远超美国。200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STEM博士学位的数量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预计到2025年，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人数将达到美国的两倍。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表示，DeepSeek背后的核心开发人员和科学家团队都是在中国上的大学。2025年2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文章——《DeepSeek的成功揭示了中国培养人才的能力》表明，DeepSeek的成功是中国教育体系的胜利，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美国相比不相上下甚至已取得优势。
（二）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根基是货币，因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监管都是围绕货币经营展开的，而央行是管理货币的机构。
1.通货膨胀显示人民币对内币值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度量了货币币值的对内稳定。
我们凭借自身的生产发展，有效缓解了短缺经济时期的需求过剩与价格上涨问题，物价趋于稳定，然而，需求不足却成为新的挑战。2024年中美网友小红书“对账”体现了人民币非常强的购买力，主要是源自国内物价低通胀，即如果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实际约为3.7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我国在2017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在2020年后和美国的差距拉大。
2024年，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先后四次实施了比较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助力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总量上，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表明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相协调；结构上，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表明向更具效率的新质生产力倾斜，以提高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传导上，疏通政策利率传导渠道，表明央行所领导的整个金融体系在价格传导机制中不断优化；汇率上，在复杂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人民币汇率显示对外币值波动
汇率稳定代表本国货币的对外币值稳定。由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一直没有放开。结合人民币汇率三次重大改革，及其前后四个阶段，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强大货币实现自由流动的现状和条件。
基于三次汇改试点，我们把改革开放至今分为四个阶段：廉价生产、廉价销售、贸易全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至1994年，中国进入廉价生产阶段。1981年，我国通过接受世界银行第一笔援助贷款融入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也开始了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为代价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阶段。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大约兑1.5341元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开始一路贬值。虽然早期美元兑人民币1.5341的这个数值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美国基本没有贸易关系和资金往来，汇率主要是和苏联货币卢布挂钩。我们按照1.5汇率价格进入美元货币体系，汇率不断贬值和“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方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最廉价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第二阶段是1994—2005年，中国进入廉价销售阶段。此阶段东南亚国家货币汇率贬值，人民币相较东南亚国家货币不再“廉价”。然而，与受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影响的欧美货币体系相比，人民币盯住8.27的美元汇率仍显低廉。中国通过廉价产品不断销售至全球。
1994年汇改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1月1日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从5.7855直接贬值至8.6783，而汇率并轨后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
1996年我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采取了稳定汇率的政策。此阶段，中国商品生产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开始走向全球，从“三来一补”的接单生产逐步探索对外销售。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外贸生产和销售为引导，国内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快速大幅扩张。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迅猛攀升，达到了63.9%的新高，五年内激增了约24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是2005—2015年，中国进入贸易全球化阶段。此阶段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构建全球生产贸易体系。
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当日，人民币兑美元当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一直升到2014年初的最高点6.0488。升值并没有影响出口，但我国贸易进出口规模仍然大幅增长，贸易顺差稳定，表明中国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全球生产贸易网络，全球化生产贸易效率不断提升。
2014年因为美元开始加息，人民币开始贬值。自此，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多地脱离国际贸易因素，而由贸易关税政策、国际资本流动因素决定。
第四阶段是2015年至今，中国进入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尽管我国货币政策直至2024年才正式确立金融市场价格为调控目标，但国际上对中国资产价格的关注，自2014年美国加息起已悄然兴起，并在2015年通过汇改得到了显著体现。
2015年8月11日，央行决定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增强其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当天，人民币汇率开盘大幅度贬值1136个基点，一次性贬值接近2%，在随后的几天里，人民币汇率连续贬值，3天内贬值超过3%。直到2017年5月26日，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才阻止了贬值趋势。
“811”汇改，虽然我国资本管制项目仍然没有放开，但是人民币资产体量、中国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到了改变原有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状态。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完全放开，意味着人民币资产完全具有流动性，而不仅仅是外贸商品和目前有限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在2021年超过18%，尽管2022年和2023年因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而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17%左右。一旦人民币国际贸易全部采用人民币结算，其他国家采用更多的人民币储备，则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将会丧失。这也是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战、科技战以维护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原因。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实现了总量、增量、质量的“三量”齐升。从质量来看，出口产品的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主体近70万家，数量再创新高。中国已经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但是在亮眼的外贸数据背后，2024年人民币汇率却一波三折，至今仍在7.3徘徊。显然购买力平价理论只能支撑很小部分，其他理论例如利率平价学说、资产市场学说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中美利差和资产价格的涨跌对汇率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向。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人民银行党委和外汇局党组在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都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银行在2025年初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汇率上，在复杂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发挥好汇率对宏观经济、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同时综合施策，稳定预期，采取公开宣示央行立场、用好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等一系列有力措施，防范汇率超调风险。”这意味着我国央行开始在全球资金框架下对本国货币进行管理并进行自我评价。
我们把第四阶段定义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因为中国资产定价已经是全球财富变化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尽管我国资本管制并未放开。虽然我们依托实体经济并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在2024年成功维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但这一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博弈与挑战。
3.黄金量价齐飞，货币化明显
2024年黄金货币化特征明显，表明美元信用下降。人民币应增强与黄金联系，通过黄金推进国际化进程。
首先，黄金量价齐飞，表明出现新的历史机遇。2024年，黄金价格40次刷新历史高位，年度均价大幅攀升。根据最新市场分析，2025年黄金交易价量持续上涨，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达到2943美元/盎司，而Comex（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更是创下2968美元/盎司的新高。黄金价格新高下，规避短期金价剧烈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并确保长期黄金战略储备的有效实施，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长期量化宽松下美元通胀黏性凸显和国债风险上升，黄金资产配置和货币属性回归的双重逻辑，成为全球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央行购金成为2020年以来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力。2024年黄金价格突破2011年和2020年两次形成的历史峰值，不断创价格新高。
其次，基差震荡加大，表明黄金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历史表明，黄金基差（期货价格—现货价格）幅度加大与纽约需求激增存在强相关性，本质上是纽约市场供需失衡的量化表现，表明纽约市场黄金需求超过其他市场。
第三，Comex开始囤积黄金，表明黄金空头被挤压。纽约囤积黄金是既定事实，自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Comex的库存量大幅增加。目前，Comex的黄金库存总量已超过了3700万金衡盎司——相当于1152吨，比整个瑞士还多。与此同时，Comex的白银和铜库存近两个月均出现快速上升，只是幅度存在差异。最近2个月的黄金抢购类似于2020年疫情期间黄金供应链断裂时期的黄金囤积。
库存的增长主要归因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布林克公司。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交易商。彭博信息显示，该行拟在2025年2月交付3000万盎司的金条，这是Comex自1994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第二大交付量。
美国“虹吸”导致伦敦黄金外流和黄金借贷利息提高，伦敦市场的黄金供应被抽空，英格兰银行的工作人员难以应对激增的黄金提取需求，从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提取黄金从原来的几天延长至4至8周。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月底，伦敦金库的黄金持有量减少了1.74%，白银持有量也减少了8.6%。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数据显示，今年黄金的借贷利率已升至年化约10%，而此前仅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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