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宁：三重视角透视“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

（一）从三个关系中把握“两个结合”

如何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第二个结合”？我认为要梳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如何结合”与“能否结合”

“如何结合”主要是对“第一个结合”来讲的，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结合，是实事求是，还是自以为是？是调查研究，还是主观主义？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而“能否结合”主要是对“第二个结合”来讲的，也就是在如何结合之前首先要确定能不能结合，如果能结合才考虑如何结合；如果不能结合，如何结合也就无从谈起。一百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还有时代价值？如果有，是否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我们一直思考探讨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具有时代价值，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谈起。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青年》是一个思想阵地，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平台。可以说，《新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文化引领新青年。《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这里，我们怎么理解新文学和旧文学？那时的人们把西方文化称为“西学”，中华文化称为“中学”，并把“西学”称作“新学”，把“中学”称作“旧学”，又进而把“新学”当作“新文化”，“旧学”当成“旧文化”。这样，提倡新文学就是提倡“西学”“新学”“新文化”，反对旧文学就是反对中华传统文化，反对“中学”“旧学”“旧文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那样，片面性则是应当否定的。

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当时，中国哲学界两位泰斗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努力在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结合点。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如果硬要结合，恐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失真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而是必须“结合”。

2.“一个结合”与“两个结合”

过去讲“一个结合”，现在讲“两个结合”，是不是说过去的“一个结合”是错的？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过去的“一个结合”蕴含了“第二个结合”。我们看“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包括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不仅包括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要知道，蕴含意味着重要性不够。当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以把重点放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今天，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文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把“第二个结合”作为独立个体来发展创新。总的来讲，过去“第二个结合”蕴含于“第一个结合”，但为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就要把它抽出来从而丰富发展为“两个结合”。

3.“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

“两个结合”是一个整体，那么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个结合”的侧重点不同。“第一个结合”聚焦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要指向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关键词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第二个结合”聚焦的是思想的魂脉与文化的根脉的结合与融通，主要指向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文明中心论”，关键词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两个结合”相互联系，实现“第一个结合”不能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推进“第二个结合”不能离开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两个结合”共同的目标指向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践之“的”，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之，“两个结合”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是一个整体。“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本源，“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文化基础和文化根源。“第一个结合”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丰富、发展和深化了“第一个结合”。

（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探索

1.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说起。梁漱溟先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一个思考，与我们今天讲的根脉相契合，称为“老根新芽说”。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好比一棵大树，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巨大，如“西学东渐”“欧美风雨”，使中华传统文化这棵大树逐渐枯萎、朽烂，从树叶、树梢、树枝到树干、树根。但若连树根都完全朽烂了，就真的完了。因此，趁着现在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要想办法救活它。这样，树根活了，就能长出新芽来，再假以时日悉心培养，定能长成大树。届时，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将来中国的新文化正如这老树发新芽一般，不是简单地移植嫁接，更不是盲目地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老根”与“新芽”不能分，根基与生机不可分，没有“老根”就没有“新芽”，没有“新芽”则“老根”没有生机。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主体性具有启发意义。

梁漱溟先生的树高千尺也有根，冯友兰先生的江河万里总有源。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冯友兰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晚年时还写成对联以自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解释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同时在书中还说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冯友兰先生还说：“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最古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最新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冯友兰先生感叹：“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除了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很多表述，如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以原状延续至今，而是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总能在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在历史长河中呈现。中华文化正是有了这个老根，才能发新芽、长新枝、开新花，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换句话说，这老根，也就是根脉，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和坚挺的文化主体性。“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概括地说，老根新芽、旧邦新命、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