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的出发点

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的出发点

早在1994年，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和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奠基人”的罗荣渠先生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大课题是什么？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史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是什么？是从‘现代化’的新视角对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从长时段来看，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真正成功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现代化”这个名词源于英语的modernization，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但是在英语里modern一词包含了中文的“近代”与“现代”两个意思，因此modernization也就包含了中文中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为了避免读者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出现分歧，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近代化/现代化”这样一个涵盖中文“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名词。

“近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名词。由于含义模糊，不同的人对“近代化/现代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我们采用最普通的看法，即近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等。在这些转变中，经济转变是最重要的，换言之，经济的近代化/现代化在整个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

工业化，指的是“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的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学界通常认为这个过程始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保尔·芒图说得很清楚：“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成长的产物，而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从长时段来看，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真正成功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一些学者认为，在欧洲，市场经济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出现；在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不过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才能覆盖经济生活的大部分。这个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被称为商业革命。

在欧洲，商业革命大体开始于中世纪后期，到16、17世纪，在西北欧的荷兰、英国等地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前奏。马克思说：“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之后，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英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性”

中国的商业革命，许多学者认为始于宋代，在16—18世纪达到新的阶段，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18世纪后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导致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到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发展，形成了中国的近代商业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从经济成长方式来看，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就是经济成长的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斯密型成长依赖的是近代以前的机制和技术，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库兹涅茨型成长则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这两种成长方式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由不同的动力所推动，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特征，而不同之处在于经过斯密型成长，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的主要运行机制，而经过库兹涅茨型成长，工业经济成为了经济的主体。

尽管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这两种近代经济成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仍然有紧密的关联，因为某些“经济现代性”同样存在于这两种近代经济中。这些“经济现代性”表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里姑举市场、人力资源、经济结构等几个方面以言之。

第一，斯密型成长会导致一个整合的和功能完好的全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对于库兹涅茨型成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库兹涅茨型成长只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出现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全国市场出现于16世纪中期，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运作良好的全国市场。斯密型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动，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又只能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充分发展。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到来之前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经济表现良好。

第二，在西欧的斯密型成长时期，发生了“勤奋革命”。这个革命创造了一支勤劳苦干、容易培训和遵守纪律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一大批企业家、专业人才以及精明的商人。这也正是库兹涅茨型成长必需的人力资源。中国人本有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的传统和商业才能，这都是近代经济成长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特点。

第三，斯密型成长会导致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而广泛性成长却只会导致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库兹涅茨型成长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因此很难直接从一个农业经济中脱胎而出。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我关于江南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这个地区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已是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占主要地位的经济了。

这些近代性因素，虽然并不能导致从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茨型成长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出现，它们却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他因素具备，一个斯密型成长充分的经济转变为库兹涅茨型成长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

不能把眼光只限于工业化的历史，也要关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

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时，不能把眼光只限于19世纪中期以后的现代工业化的历史，也要关注19世纪中期以前长达数个世纪的商业化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史专家吴承明说：在近代化的研究方面，“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课题，要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点出发。现实中的这个转换，还是邓小平时代的事。但它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顺流和逆流，成败得失，都为它提供材料和借鉴，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中国实际上就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把它越过去了。因此，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

吴承明关于市场经济萌芽即近代化萌芽的思想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为何会发生，成为今天世界各国学者的重大研究任务。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在中国历史留下的各种遗产中，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重要者之一。改革开放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在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即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因此，对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自16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