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京津冀协同发展奔赴“新十年”

李国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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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致力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解决区域发展中诸多不协同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各项工作均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面向“新十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新使命，需要多策并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缘起及规划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城市规模过大和功能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大城市病”以及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同问题的国家重大战略。

（一）城市规模过大和功能过度集中导致“大城市病”问题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持续增加、城镇密集区大量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速增长是三个极为显著的特征。1950年世界上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2个，到2018年达到33个，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5个。

在城市规模快速增大而获得集聚经济的同时，过度的集聚也会导致集聚不经济，出现地价和房价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特大超大城市由于人口功能过多过密，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大城市病”这一世界性难题。急剧增加的人口曾使伦敦特别是内伦敦出现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问题，使之曾经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东京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也出现了地价高涨、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特大超大城市数量增加，“大城市病”问题也同时显现。

（二）京津冀地区存在“大城市病”和不协同问题

京津冀地区面积21.64万平方公里，2023年GDP10.4万亿元，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起被公认为我国三大人口经济密集地，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长期以来，作为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由于过度追求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单中心发展模式，导致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过度集聚，“大城市病”问题严重。其中，环境污染问题不仅是城市内部的问题，还是整个区域的问题。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不能仅靠北京自身，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尺度上协同发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地区存在诸多不协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性显著，“中心—外围”二元特征突出；二是资源环境压力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三是北京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功能过度集中在北京中心城区，导致“大城市病”；四是交通一体化程度低，行政区之间存在过多的“断头路”；五是区域间产业合作水平不高，北京特大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能力差；六是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完善、合作动力不强。

为解决首都“大城市病”问题以及京津冀区域发展存在的诸多不协同问题，以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中的重要讲话为标志，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