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可·波罗桥到卢沟晓月

公元十三世纪后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自从汗八里城发足以后，骑行十哩，抵一极大河流，名称普里桑干，……河上有一美丽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康熙年间，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也曾称这座桥为北京附近许多“漂亮的多拱桥”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座。这座西方人眼中独一无二的石桥就是今日的卢沟桥，“普里桑干”河即永定河。随着《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的流行，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桥梁被世界所熟知，并以“马可·波罗桥”的名字在西方流传至今。

从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到北京城聚落的形成，卢沟桥自金代建成，经元、明、清历朝管理、修缮，这座由“草草舆梁”之浮桥发展而来的“十马大道”，贯通了八百多年的北京史，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咏诵的对象，既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智慧，也是中西交流互鉴的明证。

永定河上古渡口

卢沟桥之“卢沟”，实际是指永定河。永定河古称漯水、浑河、桑干河、卢沟。古代“水黑为卢”，所以“卢沟”之名的一种解释是浑浊狭窄的水道。永定河源自山西省马邑县北的雷山，流经北京西郊卢师山，流域内地势变化大、植被稀疏，加之华北半干燥的天气，使得河流含沙量大、河水浑浊，下游河床容易淤塞，经常发生泛滥和迁徙改道，因此又俗称小黄河、黑水河、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皇帝下令对河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治理，此后赐名“永定河”，寓意“于无定者求其定”，永定河也在此后一段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得名，“卢沟”一名最早见于唐代，《畿辅通志》中记载：隋朝末年曾有一位名为“卢师”的高僧，可驯服神龙，后人为纪念他，在其修行处建高台，唐书称“卢思台”。“卢沟”二字，应当与河道途经卢思台有关，而非仅源自“水黑曰卢”的字义；至于“沟”字，则是因为从此处进入山区后，水道变窄，船只不易通行，地形如同沟渠一般。由此，卢沟桥和卢沟河的名字又有了一层民间传说的人文含义，即“卢”姓高僧之“卢”。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后，卢沟之河名被替代，卢沟之桥名则一直保留至今。

卢沟桥所在位置最早是永定河上的重要渡口。北京三面环山，一面敞向华北平原，素有“北京湾”的说法，湾内地势平坦，被称为“北京小平原”，南面河湖众多，颇有“前挹九河，后拱万山”之势，在城市聚落发展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永定河被视为北京城的母亲河，位于华北平原与北京小平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很早便随着人口的南北往来发展起来，后来建造桥的地方便是永定河上水势相对平缓、最适合渡河之地。如侯仁之先生所说，卢沟古渡与北京城的起源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就不会有在其故址上兴起的北京城原始聚落；反之，如果不是北京城长期保持着首都的政治核心地位，卢沟桥也不会有今日这般重要的意义。

作为“畿辅咽喉”和北京的交通门户，卢沟渡口一带自古就发挥着沟通京城内外交通的作用。在金代兴建卢沟桥前，百姓普遍以自建的小桥、浮桥渡河。北宋年间，宋朝使臣许亢宗出使金国，曾留下记述：“离城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卢沟》写道：“草草舆梁枕水低，匆匆小驻濯涟漪。河边服匿多生口，长记轺车放雁时。”“草草舆梁”是临时搭建的浮桥，“轺车”指由马驾驶的轻便车，诗文生动描绘了车马在这里往来通行的场景。以上记载可见，卢沟古渡口在宋朝已成为京畿重要的交通枢纽。

卢沟桥的创建与历代修葺治理

卢沟桥建于金朝，始名为“广利桥”。金天德五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北京开始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卢沟渡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下令修建一座石桥，但“未行而世宗崩”。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继位的金章宗“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卢沟桥始建。历时三年，明昌三年（1192年）卢沟桥建成，金章宗赐名“广利桥”，有广济四方、便利万民之意，从此开启了其八百多年来作为“九道咽喉”的使命。

自元至清，卢沟桥经历过数次大小规模的修缮，但均未涉及桥墩和桥体核心部分。元延祐四年（1317年），朝廷在卢沟桥附近设置巡检司，进行行政管理。不久，朝廷又命人在卢沟桥附近建造过街塔，给礼佛之人提供便利。过街塔一般建在交通要道上，行人从塔下经过便代表一次顶礼。由此可见，卢沟桥一带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明代对卢沟桥进行了多次小范围的修缮，较大规模的修缮则发生在清朝。桥北的两座石碑是历史的见证。第一座碑是康熙八年（1669年）的“重修卢沟桥碑”。康熙七年（1668年），秋霖泛溢，引发水患，康熙皇帝派工部侍郎罗多等主持河道疏浚和桥梁修复工作，将桥东北十二丈重修。次年十月康熙帝在桥北建立碑亭，碑文道：“朕惟国家定鼎于燕，河山拱卫，桑干之水发源于大同府之天池，伏流马邑，自西山建瓴而下环绕畿南，流通于海，此万国朝宗要津也。”他不仅追溯了永定河的来源，还指出卢沟渡口是“万国梯航，民间往来”之要津。雍正十年（1732年），重修卢沟桥桥面，并禁止在桥西边雁翅部分私搭房屋，以保障行旅通行。

第二座碑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重葺卢沟桥记碑”。乾隆三年（1738年），皇帝下令在卢沟桥畔建龙王庙，御书匾额“永佑安澜”，后又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御书“畿辅安流”匾额，挂于石景山惠济庙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券面狮柱、石栏重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间，卢沟桥的石塊、桥东碑亭栏杆、石道、桥券、桥面东西两陲等得到修补。在“重葺卢沟桥记”碑中，乾隆皇帝特意强调了此次工程的性质“实重葺非重修也”。至乾隆年间，卢沟桥已屹立六百多年，多次修缮均在修补范围，可见其桥体的稳固与金代建造技术的高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送葬队伍经过卢沟桥时，因桥面过窄不便通行，只好将桥两旁的石栏临时拆除，搭建木桥，铺上黄土，事后又将石栏恢复原貌。

文化记忆与世界景观

卢沟桥是一座文化记忆之桥，其中最著名的是“卢沟晓月”之景。“河声流月漏声残，咫尺西山雾里看。远树依稀云影淡，疏星寥落曙光寒。石桥马迹霜初滑，茅屋鸡鸣夜欲阑。北上已看京阙近，五云深处是金銮。”明代杨荣的这首诗所描绘的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向往探寻的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

“卢沟晓月”是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又颇具自然意趣的一景。卢沟桥既是南来北往的旅客们进出京城的必经之地，也是亲友送别之地，桥头村庄和宛平城中多设有驿站旅馆供行人歇宿。无论官员、商贾，还是文人墨客、三教九流，进京者往往要在此休整一番，第二天正式入城，出城者走到此处时大多接近黄昏，也会暂住一宿，次日早早启程，于是“多少行人此来往，马蹄踏尽五更霜”。五更天出发，晨曦微露，赶路者伴着鸡鸣和马蹄声踏上薄雾笼罩中的卢沟桥，远处西山景色朦胧，桥下河水波光荡漾，映出天边西沉的斜月，正是“金鸡唱彻扶桑晓，残月娟娟挂林杪”。特定的时间、地点、朴素的生活场景和往来行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共同构成了这诗情画意又独具生活气息的奇景。

卢沟桥畔的美景引来历代文人的争相吟诵。乾隆皇帝曾御书“卢沟晓月”碑立于桥头，留存至今，同时配七言律诗一首：“茅店寒鸡咿喔鸣，曙光斜汉欲参横。……迩来每踏沟西道，触景那忘黯尔情。”金代诗人赵秉文也留下著名诗句“河分桥柱如瓜蔓，路入都门似犬牙。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描绘了卢沟桥作为折柳送别之地的景象。

卢沟桥也是承载屈辱与血泪史的悲愤之桥。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在卢沟桥畔爆发。当时的战事主要发生在五百米外的卢沟铁路桥上。该桥1896年始建，1897年建成，是京汉铁路上的重要枢纽，使卢沟桥逐渐从水利要害转为经济咽喉。1930年代，北京城150万人的粮食和煤炭供应，均由该桥运至北京。卢沟桥事变后，在这座铁路桥上爆发了多次可歌可泣的激战，全面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卢沟桥更是一座中西文化交流之桥。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完成的圆形世界地图（239厘米×229厘米），参考了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蒂以及鄂多立克等亲历过东方的旅行家的记载，将马可·波罗桥绘制其中，拱洞、栏杆和石狮都历历可见，还描绘了大都、杭州和泉州这些富庶繁华的城市，这是以卢沟桥为代表的中国图像与知识进一步远播海内外之延续。

八百多年来，卢沟桥见证了北京城的诞生发展，寄托了文人墨客的离情别绪，也承载着民族的屈辱与血泪。从马可·波罗到弗拉·毛罗，从马可·波罗桥到卢沟晓月景，从中西互通到知识传播，卢沟桥不断印证着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2XNA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冯珺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