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义桅指出,过去是美国研发中国市场,现在是中国研发世界市场;中国提出的是以发展为中心的全球化。中国越来越多的经济联系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而不再是发达国家,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产生的重大影响。[完整报告][文稿][课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义桅指出,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为的是解放全球南方生产力、改良全球生产关系;是把发达国家主导的环流和“一带一路”、全球南方的环流进行对接形成的“双环流”价值链;要做到补短板、调结构、转观念。[完整报告][文稿][课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义桅指出,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是可持续、惠民生、小而美,以及坚持绿色、廉洁等价值导向。我们现在推动的是世界共同走向现代化,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世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完整报告][文稿][课件]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高水平开放的标志之一,推动中国成功进入“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阶段。未来,更多的国际合作乃至全球化,都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一带一路”的建设。
我们现在要迈向更高水平的生活,怎么做到?那就是依靠科技进步,优化资源要素组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也就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要怎样完成新旧动能的转化,创造新质生产力?那就是对外拓展新市场、对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与以往的“以改革促开放”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扩大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国际合作环境。
因此,我们现在的开放大都是主动、单方面的开放。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而且是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我们不仅参与了全球化,更带来了全球供应链的延伸,强化了其稳定性和韧性,创造了很多新的全球供应链,形成了属于我们的开放的自信。此外,制度型开放也是十分重要的,即我们从过去的与国际标准对接发展为引领全球制度性标准的制度,比如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以及电动汽车、高铁等以中国为主体的标准,甚至跨境电商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决定》指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也与制度型开放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共同迈向现代化、以中国式的开放推动更多国家走向开放的境界,也引领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放大了中国国内的开放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中欧班列与陆海新通道的对接,推动了大西南与大西北的联合发展,成为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以外的增长第四极。也就是说,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开放就是高水平的开放,包括当前服务业的开放乃至未来的知识产权、创意文化产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的开放等。总而言之,我们要实现的是从货物到服务、贸易,从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到以规则为导向,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从开放式发展到发展式开放,从开放促改革到改革促发展的开放。
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多聚焦于再工业化的竞争。其对全球领导力没什么兴趣,主要目标就是基建、再工业化,即做好本国的事情。在这一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全产业链的地位可能受动摇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开放、安全与发展并重。因此,《决定》指出,要“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引领,即既要推动产能合作,也要确保我国的全产业链地位。所以,以中国的开放促进世界的开放,我们对开放的定位、方式、目标都有了超越以往的新理解。世界越倒退、封闭,中国越开放,成为世界局势“东升西降”的典型写照。同时,我们也强调高质量,即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多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要做到贸易内容、形式、结构的优化。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再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也就是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引领工业革命,就像是中国曾经作为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引领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针对我们而言的,而是得到了全球多国的认同,是从1776年工业文明超越农耕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又一分水岭。甚至可以说,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还代表着政治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国所创立的战后国际体系和全球化正在解体。
可以说,我们要理解“一带一路”就必须站到大的历史观上。传统上的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指的是美国创新、中国市场、欧洲标准的良性互动。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互动就出现了问题,即美国导致危机、欧洲传导危机。时至今日,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本质上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延续。具体而言,中国不再满足于应用市场的地位,凭借创新研发开始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而欧洲也不甘于制定规则,寄希望于再工业化,却陷入了俄乌冲突之中。中美欧的三角关系由于欧洲受到极大挑战而形成了中美的竞争关系,包括制造业、创新以及规范、规则、标准的制定。从全球的角度上讲,全球化确实出现了重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区域化、本土化甚至板块化的阶段。
“一带一路”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至今日,由欧美的三角贸易、殖民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促成的以中心-边缘体系为代表的正在瓦解,而中国提出了一种表现为主场现代化、全球化的新的互联互通合作模式,从理论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能够激发各国的平等参与意识。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美国研发中国市场发展为中国研发世界市场,即中国越来越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产生经济联系,而不再是与发达国家,进而对全球的减贫事业、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动作用,成为当下这一时期重要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是中国主动提出、主动运营与投资的发展型的实体经济的全球化,而不是以往我们加入的美西方的资本导向、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金融的全球化。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