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

科技虽无国界，但科技伦理却有界限——

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

强调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十分必要

科技是无国界的，然而伦理却有其界限。伦理是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精神生命，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区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伦理必然有着国别或民族之分，有所谓的中国科技伦理与西方科技伦理之别，在当下科技伦理西方化现象较严重的情况下，强调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十分必要。

第一，当前科技伦理的理论和实践缺乏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当今科技伦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科技伦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中展开。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跨入了科技时代的门槛，并且更早地开始思考科技时代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倾向于使用西方的传统理论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科技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科技伦理的理论和逻辑框架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批判性地运用这些理论和思想资源。如果我们没有反思西方科技伦理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没有意识到应对科技伦理难题需要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没有自觉认识到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走出人类困境的另一种可能，那么，我们的科技伦理就只能在西方科技伦理的地图中迷失自我。

第二，当前科技伦理中的中国问题意识还较薄弱。科技伦理是以问题为中心和线索所铺展开来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有些问题是地方性问题，有些问题具有某种全球和地方糅合的性质。就中国社会而言，地域、阶层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聚合一身，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反观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西方学者所设定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譬如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智能体的道德地位问题、动物权利问题等。不可否定，应用伦理的研究，包括科技伦理的研究，都在有意识地发掘和援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智慧，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智慧，也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科技伦理的发端，但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资源看作是零碎的、功能性的。这样一种理论心态，自然难以建构中国的科技伦理学。

实现科技伦理的中国化

总的来说，科技伦理在中国的转向，是作为“民族/国家”范式意义上的当代科技伦理实践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应如何实现科技伦理的中国化呢？

第一，科技伦理的中国转向有赖于中华伦理文明的复兴，而中华伦理文明复兴的前提在于承载这一文化的民族的存续与复兴。一个民族的生存包括了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的开明，而且包括了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唐君毅曾说，一个民族要发展，首先要有所“守”，一个人守的是节操，一个民族守的是精神生命。可以说，中华伦理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发展科技伦理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伦理文明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科技伦理必须以能够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现实条件。中国科技伦理理应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实用的，也是变通的，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它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着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表明，它能够较好地适应当时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更新，并保持自身生命的活力。因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也具备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能力。当然，这种回应绝非简单的“返本开新”，而必须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改造，并且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实现这种创造性的改造。

第三，中国科技伦理的活力取决于中华伦理文明自身具有的活性因素。中华伦理文明有陈腐过时的成分，也有活水源头的一面。中华伦理文明的复兴，绝非翻寻那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那样的陈词滥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强调的中国科技伦理建设，是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华伦理文明所包含的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的把握方式和认识成果，以及她所积淀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特有智慧与历史经验，她所孕育着的面对人类未来一切挑战的中庸理性、忧患意识和刚毅进取的道德品格。

第四，中国科技伦理建构的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创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吸收、转化、利用和陶熔的过程，从来不是一个理论思辨过程，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从时代的课题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事实上，无论是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中华伦理文明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资源要实现其价值，必须以一定的制度设置为前提和条件。

（作者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