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笃宽厚 正谏之士

范纯仁（公元1027—1101年），字尧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后期著名儒臣。他熟读经典，学问博洽，性情宽厚，以“忠恕”二字律己。范纯仁历仕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坚守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朝野声望极高，为时人所推重。

孝悌传家 俭可养廉

范纯仁生于名臣之家，是唐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其父范仲淹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共有四子，分别是纯祐、纯仁、纯礼、纯粹。四子之中，范纯仁最为知名，时人评价其具有乃父之风。

范纯仁天资聪颖，八岁的时候就能够讲授所读之书，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高中进士。当时，很多贤士汇聚在范仲淹门下，其中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还有著名思想家李觏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学者，深谙儒家经典，推崇孔孟之道，著述颇丰。范纯仁经常与大儒们交流学问，深夜的时候，还在帐中勤学研讨，帐子的顶端都被油灯熏成了墨色。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下，他的儒学造诣得到了很大提升。

范纯仁以儒家的孝悌之道严格要求自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中进士之前，因为其父在朝为官，他被授以太常寺太祝，这属于门荫官，多是授予宰相和公卿子弟的。中进士之后，他被调任武进县（今隶江苏省）知县，后改调长葛县（今隶河南省）。他都以远离双亲，恐照顾不周为由，屡辞不赴任。直到父母去世之后，范纯仁才正式出仕，以著作佐郎的官衔出任襄城县（今隶河南省）知县。

范纯仁的兄长范纯祐患有心疾。他如同侍奉父亲一般，亲自关照兄长的用药、饮食、日常起居等，无微不至。当时有人推荐范纯仁到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就职。他认为那里不利于兄长养病，就推辞了。其兄去世后，范纯仁将他安葬在洛阳。有朋友给洛阳的地方官写信，希望当地协助他处理一些丧葬事宜，范纯仁也一概推辞了。在他看来，兄长身后事是个人的私事，能自己处理的，就不必劳烦公家了。

除了直系亲属之外，范纯仁还照顾同族，亲睦宗族。其父范仲淹曾设立义庄，作为家族慈善机构，进行同族互助。范纯仁效仿其父，经常把俸禄和赏赐捐给义庄，用来资助族人，可他自己则过着俭朴的生活。

为了提醒自己保持俭朴作风，范纯仁亲书《布衾铭》于案头：“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则斯衾之陋，其可忽诸？”有一次，范纯仁的一位亲属问他：“我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世？”他回答道：“只有勤俭，才能促使你保持清廉；唯有宽恕，才能帮助你修成道德。”人们把范纯仁告诫亲属的话归纳为“俭可助廉”，意指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作风，以此激励后人培养节俭的生活作风、保持廉洁的美好品质。

凛然直谏 爱民如子

范纯仁身处北宋改革的历史时期。父亲范仲淹是推行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他本人见证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等重大政治事件。因政见的问题，他的仕途起伏不定。无论是担任基层小吏，还是中枢要职，范纯仁始终忧国忧民，堪为表率。

宋英宗、神宗统治期间，范纯仁曾在中央担任台谏官，负责弹劾不法、向皇帝谏言等工作。在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中，他多次凛然直谏。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英宗即位，其生父是赵允让，后追封濮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英宗命朝臣议论崇奉濮王的典礼，要为生父确立名分。朝臣的观点主要有两派：韩琦、欧阳修等人认为可以尊称濮王为皇考，这一派得到英宗的支持；王珪、司马光等人认为仁宗应是皇考，濮王为皇伯。身为御史的范纯仁引经据典，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英宗是受命于仁宗，相当于仁宗之子，因此不赞成英宗尊称生父为皇考，而是同意王珪等人的建议。随后，他又与御史吕诲等上奏，重申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范纯仁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他还因此被贬出京城。

神宗即位后，范纯仁再次被召还京城，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当时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范纯仁直言，新法的一些措施，造成民心不稳。皇帝接纳了他的部分建议，称赞他擅长论事，命其总结古今治乱的规律。范纯仁作《尚书解》，将三代以来贤王的事迹进行归纳，为皇帝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为了解民情、推动改革，宋神宗经常接见一些地方小吏。范纯仁进言，认为皇帝不应该知小忘大，贪近昧远，而应当兼听则明。针对朝廷用人的事宜，他也经常直抒己见。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薛向被任命为发运使，推行均输法。这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初衷在于调节供需、平抑物价。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大臣提出反对意见，因而遭到了降黜。范纯仁谏言，认为王安石的做法有些急功近利，有违孔孟之道；在推行变法过程中，排除异己，拉帮结派；薛向为人贪婪，并非好的人选。范纯仁的奏章言语激切，但并未得到神宗采纳。范纯仁请求罢免自己的谏官之职。最终他被贬官至地方，终神宗一朝，未得重用。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之一。《尚书》所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的是百姓安居乐业，才有国家的安定强盛。在宋仁宗、英宗、神宗统治时期，范纯仁曾在多个州县担任地方官，体察民情。他曾以著作佐郎的身份到襄城县担任知县。经实地考察，他发现当地气候、水质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桑树。于是，他号召大家种桑养蚕。可老百姓对种植桑树不感兴趣。于是，他发布了一项命令：“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犯人喜出望外，纷纷开始种桑养蚕，而且见效很快，获利不小。老百姓们也坐不住了，都加入了种桑养蚕的行列，并因此致富。为了纪念范纯仁，当地百姓将那片桑树林命名为“著作林”。

范纯仁调任襄邑县知县时，境内有牧地。有士兵在牧马时，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被范纯仁杖责。当时，天气干旱已久，影响收成。他未雨绸缪，召集商人们，建议将他们所贩卖的五谷杂粮，先贮藏在寺庙中备用，等到粮食不足的时候，再卖给百姓。商人们听从他的建议，转运储蓄了大量的粮食。到春天的时候，很多地方发生了饥荒，而襄邑的百姓则没有受到影响。

范纯仁在任地方官期间，继承了儒家“民为贵”的思想，以身垂范，爱民如子，践行着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

忠恕立身 公正持平

在父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熏陶下，范纯仁为官胸怀大志，为人处世更具名士风范。他身居要职，与朋友交往，崇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凡事皆以民意为先、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私利恩怨，做到朋而不党，友而不私。这一点连司马光都自叹弗如，称“公直不如范纯仁”。

早在神宗统治时期，范纯仁曾多次被贬官。哲宗即位之后，尤其是宣仁太后听政期间，他的仕途发展较好。此时，面对之前政见不合的同僚，他能保持公正、宽恕的心，不计较私人恩怨。名将种世衡的儿子种古因一己之私，诬陷范纯仁，致使他蒙冤入狱。多年后，范纯仁以德报怨，先后荐举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隰州知州。大学士苏轼的弟弟苏辙，平时与范纯仁的政见多有不同。在一次殿试的策问中，苏辙将宋神宗比为汉武帝，引得哲宗震怒。其他大臣都不敢说话的时候，范纯仁站出来，指出苏辙是就事论事，并无诽谤诋毁之意。对此，苏辙很是钦佩，称赞他是“佛地中人”，慈悲而公正。

北宋中后期，党争加剧，不同势力以“朋党”互相攻讦，影响朝政。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范纯仁对朋党的认识不断变化。他认为应当以前朝朋党之祸为戒，反对以“朋党”之名打压贬斥大臣。在他看来，大臣本来是无党的，只是由于善恶和正邪的观念而有了分别，因此主张调和消弭党争，以减少其政治危害。

随着“元祐更化”的推进，党争愈演愈烈，爆发了“车盖亭诗案”。当时已被贬官的蔡确（神宗时期曾担任宰相）因为《车盖亭诗》，被指责借文字诽谤宣仁太后，进一步被打压。范纯仁认为用重刑除恶，就像是拿猛药来治病，最终会损害身体，建议太后在此事上宽厚对待。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再次起用变法派，恢复神宗时期的一些措施，史称“绍圣绍述”。在新的政局下，范纯仁又经历了仕途的变化，连续被贬。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授范纯仁为光禄卿，并赐茶药，在谕旨中，称赞他“言事忠直”，并称宰相之位空缺，虚位以待。次年，范纯仁去世，赐谥号“忠宣”，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范纯仁曾自我总结道：“我一生所学，在于‘忠’‘恕’二字，受益终生。无论在朝为官、辅佐君主，还是对待同僚、朋友、宗族，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应该说，“忠恕”二字，对其影响深远。他一生交游广泛，有同年、师生、世交、同僚等不同社交圈子，但始终坚守忠恕之道、徇公灭私，彰显了一代名士风范。

（作者介绍：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