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的第一章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该章在《纲要》全书十二章中具有引领地位,开篇首段便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仔细阅读首段文意不难发现:该段论述要旨落在了“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上,即次句所言的“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也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观全章则可看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的实质,正是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经史传统中,“文化”一词具有独特而深厚的治国理政意蕴。“文化”与“政治”不是分离的,而是合一的。“文”是名词,本义是“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义。“化”是动词,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亦即人、事、物形态或性质的变化,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从而亦具有敦风化俗的政治意味。有据可考的“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等。华夏先民心目中的“文化”,就是“以文化之”。“中国”既有空间地理含义,又有由此种空间而来的主体性观念和自我意识,具有极强的文明性。所有生活在此空间区域之中,共享中国观念之人,皆为中国人。儒家注重以柔性的人文化育手段实现“近悦远来”的政治理想,所谓“德者得也”,内得于心,外得于人。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同时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经由文化机制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
文化是具有伟大力量的,拥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上述洞见,已成为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通识。包括特定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规范、信念、偏好等文化特质,不仅会在社会层面水平传播,还会经由教育、宣传等社会化手段世代相传,进而对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
所谓“国本”,指的是国家赖以立足的根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所言的“国”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言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国天下”的根基终究要落定在“人”之上。因此,无论《礼记》的《冠义》及《祭统》篇所言的“重礼所以为国本”、“禘、尝(之礼)”乃“治国之本”,抑或《说苑·建本》所言的“既富乃教之”乃“治国之本”,抑或《淮南子》《主术训》及《泰族训》篇所言的“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心者,身之本;身者,国之本”,抑或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讲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莫不高度重视黎民百姓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对于治国理政的本根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优秀部分,正是以“正人心”为最大的政道。正如宋儒陈亮所言:“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揆诸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文化本质和文化创造主体,关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关于世界历史与精神交往等重要思想观点,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特别是关于民惟邦本、改易更化的“国本”观念若合符契、声息相通。《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绝大多数人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可谓当代中国的“国本”。
兴文化、固国本,关键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制度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关乎长远、关乎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全面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兴文化、固国本,关键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文化治理”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国家是关键的文化行动者,通过设立相应的文化治理机构、有意识地不断介入文化领域,来实现对文化的塑造和管理。无论西东概莫能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更是如此。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是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正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我们党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掌握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个方面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而第七个方面则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在文化建设领域,我们要充分巩固和发挥显著优势,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特别是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进而切实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
总之,文化关乎国本,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事关亿万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一以贯之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力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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