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价值弘扬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展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所致力于开创的新文明形态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亦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重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之精神价值的现代传承。刘宇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研究》从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彰显了中华民族之文化传承与价值弘扬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从学理上深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悖论

本书首先向我们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复杂性悖论。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中展开的，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西方先发现代化道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亦形成了“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霸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被抽象地理解为相互的对峙性，现代化就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交往形态、社会架构等各个方面的超越。当“现代”与“传统”的割裂，造成“现代性”对“民族性”的遮蔽之时，价值虚无主义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任何现代化都是在“传统”与“民族性”的现代性转换和范导中展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是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与价值土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现代性的因素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使得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之“内在超越”的最高价值

本书亦呈现了中华文明之“最高价值”的基本形态，轴心时代所确立的最高价值，不仅深层地规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也范导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从而为我们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指引与文化路径。作者认为，如果说西方文明之“外在超越”的最高价值造就了二元论的基督教传统，不仅承载着个人主义的精神价值取向，亦形成了从教会与世俗政体的二元结构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从神学的个人主义向世俗的个人主义的现代化演变；那么中华文明之“内在超越”的最高价值，则造就了“天人合一”之一元论道德主义的文化传统，它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主义精神，成为政治权威、社会规范、生命意义的终极价值源泉。中华文明之“内在超越”的最高价值，不仅造就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中国文化精神，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支撑的中华民族之“大一统”的文明形态、家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道德主义的民族精神，深层地范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路径，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构建的文化动力。

主观性释义与客观性释义的辩证统一

本书更呈现了中华文明之价值弘扬应当遵从的客观性释义与主观性释义的辩证统一原则。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对其进行重新释义，即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与文化动力。另一方面，这种释义并非是单向度的主观性释义，而是内在于社会主义之新型现代性的构建，实现主观性释义与客观性释义的辩证统一，进而赋新传统，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它不仅深层地规定着社会的发展，其自身之所以不断传承和进步，亦在于从新的社会生活与参照系统中吸取养分、释义并发展自身。因此，主观性释义只有内在于客观性释义，进而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之下，形成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使之成为现代生活土壤中正在生成之时代精神的传统性阐发，才能真正产生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双向推进。由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为邦本”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和万邦”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患寡而患不均”转换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