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刊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曌峰助理研究员理论文章

· 原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25年1月9日

作者：曌  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思陵乃就妃园葬 松楸吐新故陵开

继长陵、定陵、昭陵、康陵之后，明十三陵的思陵和永陵于2024年底首次对外开放，引起广泛关注。今天先来说说思陵的故事。

帝陵建造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作将礼乐文化融入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国家典仪。故在规制上着重遵循秩序井然的伦理规范与气象俨然的审美崇尚。但在北京明十三陵中却有一座极为特殊的帝陵，不仅规制窄狭，而且远离神道，不仅未与其他帝陵比邻，而且有明陵中唯一的太监墓园陪葬在侧。如此规制在中国古代的礼乐秩序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座充满特殊性、矛盾感且引人深思的帝陵，就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的陵寝——思陵。

妃园草葬，帝陵渐具

思陵本非帝陵，乃由嫔妃墓园基础上改扩而成。其先后经历了妃园草葬、改造旧陵和帝陵渐具三个时期，特殊的建造历史正是思陵在规制上与礼制传统相左的根本原因。

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的欢呼中，以发覆面，自缢煤山。据《甲申纪事》记载，李自成“留礼部官议葬祭礼，葬以帝，祭以王”。虽曰礼葬，但因崇祯帝生前并未给自己建造“寿宫”，而农民军在战时也显然没有为前朝末帝大兴陵寝的意愿，于是命昌平州掘开鹿马山南麓尚未完工的贵妃田氏墓，将崇祯帝与其皇后周氏及此前已下葬的贵妃田氏草草合葬。据《爝火录》记载，崇祯的入葬，堪称简蹙以极。因为当时昌平州府库空虚，主事吏员赵一桂只得向民间“众筹”，合计仅募得铜钱“三百四十千”用以完成墓室的开圹事宜。四月初四，崇祯棺木被居中安放于田妃石床旧椁中，周皇后梓宫置于左，田妃的灵柩移居右。墓中陪葬除妃园原有“红紫缯绵绮”五色、田妃生前用具衣物及铜铅假冒的金银器物外，别无长物。这在帝王丧葬史上，堪称绝无仅有。清乾隆帝曾为此诗文：“思陵乃就妃园葬。”

思陵正式得名于清顺治初年，清朝虽兴于关外，但久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前朝并未一概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清廷对明陵采取了保护修缮的措施，思陵也开始从帝妃合葬园向帝陵逐步转变。清朝最初打算依据帝王规制为崇祯建造新陵，但因战时财政紧张，乃易新建为改旧，并将改建后的崇祯合葬陵名之“思陵”。

此番改建，经费依旧有限，依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胡汉生研究馆员考据，陵寝改造所费不足3000两，其中，清廷拨陵租银1500两，明代遗官捐输750两，民间劝捐654两。改造工程完成后，工部又提请增建地面享殿。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享殿建造费原议由改造余银支出，但鉴于改造经费之拮蹙，终由吴三桂以“何忍忘恩于故主”的理由再行捐银1000两，思陵方得完工，颇堪玩味。据《明十三陵志》记载，顺治初年的思陵，有院落两进，一进院有享殿及左右配殿各三间，供“怀宗端皇帝”神位。二进院建有碑亭，匾额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碑刻“怀宗端皇帝之陵”。此时的思陵虽较妃园大有增益，但如顾炎武在谒陵诗所记：“渴葬池水南，灵宫迫妃殇。上无宝城制，周匝惟砖墙。”就陵寝规制而言，较帝王葬制，仍远为不及。因此顾炎武以改建初期的思陵“实未葬而名葬”之由，坚不以陵称之，只称“攒宫”。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五十二年，思陵迎来最大增修。乾隆帝特命将思陵“重为修葺，悉如别陵”。陵寝规制得到极大提升，享殿由三间改为五间，殿顶由单檐改为单檐歇山顶。二进院内增设方城，将神名碑亭移至方城之上作为明楼，冢墙加高与方城相连，并增加垛口，构成宝城。至此，思陵除偏僻和狭窄的固有缺陷外，已经草具帝陵的基本形制。

奇碑无言，悯思旌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末代君主多以残暴昏庸、骄奢淫逸的形象出现，从三代的夏桀、商纣，到隋唐的炀帝、哀帝，莫不如此。太监的形象更多是奸佞油滑、谄媚惑主的丑角，仅明代就有史官所谓“逆振”（王振）“逆瑾”（刘瑾）“逆贤”（魏忠贤），不一而足。而后代王朝为彰显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通常对二者倍言其过、大加批判。但在思陵，帝陵和陪葬太监墓各有两通清代御制碑，完全颠覆上述一般认知。清朝在碑文中对帝陵墓主崇祯表示出极大的怀悯与认同，悯其勤俭，认其功绩，屡加美谥。而陪葬墓主太监更得到“御制旌忠”的极高赞誉。

帝陵双碑为圣号碑和“恭纪盛典之碑”。圣号碑初立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位于宝城之上，为思陵现存最高建筑。碑首雕刻四条螭龙，底座采用高浮雕，面雕五龙，背刻五麒麟。思陵圣号碑原有金书“怀宗端皇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亲往思陵祭拜，见陵区“睹胜国之松楸，感废丘之霜露”，不禁“心恻隐之”，认为以崇祯的品行，“宜加谥号、以昭实行”，遂于第二年将碑铭加谥改书为“庄烈愍皇帝之陵”，延续至今。崇祯除在清朝得到加谥外，也得到南明弘光政权多次改谥，初谥“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毅宗”，隆武时再进“威宗”。崇祯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庙号、谥号变换最多的一位皇帝。

“恭纪盛典之碑”，形制稍逊于圣号碑，建于清顺治十六年，刻有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写的《皇清敕建崇祯帝碑记》。碑文中顺治帝认为崇祯“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又说“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可见，清朝官方在早期对崇祯给予了很高的认可与赞赏，这种观念对正史修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清乾隆年间修撰完成的《明史》同样认为崇祯勤政、节俭，才具虽非卓越，亦可中人，称其“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实非桀、纣、桓、灵之流可比。如此评价与思陵碑刻可谓异曲而同音。

思陵太监陪葬墓的墓主为与崇祯一同身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顺治二年思陵改建时，一并陪葬于侧。其也由此成为明代唯一获得陪葬帝陵殊荣的中官。其墓前同样立有一双石碑，名为“御制王承恩墓碑”和“御制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碑”。

“御制王承恩墓碑”立于顺治二年，额刻“御制旌忠”，碑体录有顺治敕撰碑文，称王承恩“烈士殉名，赍志而殒。贞臣卫主，捐躯以从”，又特注明其陪葬思陵的原因：“因赐承恩茔域一区，俾葬兆外，以从厥志。”王承恩虽为中官，但舍身殉主的节烈，传诵一时。南明弘光政权为其谥号“忠愍”。顾炎武在拜谒思陵时，也不由慨叹其“陪葬义所当”。

“御制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碑”立于顺治十七年，碑中记有清廷为王承恩增立新碑的缘由，乃因顺治帝亲祭思陵时，“顾见陵侧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从臣酹酒焉”，祭奠后犹感承恩之忠贞，特赐新碑，并敕撰碑文刻于其上。文中，顺治先是援引典故，慨叹自古临难而能坚守本心者之不易，又称赞王承恩：“责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辅，而独能视死如归，岂非较然不欺其志者哉！”

崇祯固然其情可悯，王承恩确实忠义可嘉，但清朝对二人推崇若此，本质是与明清交际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现实需要有关。清廷入关后，敏锐抓住了农民军进京后严重的政治失当，迅速调整自身的政策，将自己从明朝的军事敌对者包装成王朝的秩序恢复者。清廷此时对崇祯勤政、承恩忠节进行美谥旌表，显然能起到更多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正是这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赋予了思陵碑刻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的矛盾感与传奇性。

故陵新开，时代价值

思陵在近代因战火和管理失序，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抗战期间，日寇为压制中国人民的抵抗，大肆拆毁陵区地面建筑，用于构筑封锁碉堡，本非宏陵巨冢的思陵，几成丘墟。新中国成立后，思陵褪去传统礼制的色彩，成为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重要文化遗产。思陵的坟冢、楼殿遗址以及碑刻、石雕五供等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护。陵墙、宝城得以修复，方城四壁得到修缮归安。如今的思陵，园区整序、草木如茵、沧桑历过、新颜得展。2024年12月，思陵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新时期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思陵本身就是甲申之变的重要文物见证，也是研究明清交际历史的宝贵实体线索。其碑文刻记了清朝早期对明朝亡国等问题的官方认知，也包含了思陵初建时部分历史的实时记录，更有顺治对墓主崇祯评价时的情感流露，堪称内容丰富、背景生动、保存完整，是极具历史记录意义的实体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官方书写在细节记录和情感记忆方面的不足，为我们今天讲好历史经验故事、礼俗文化故事、文物保护故事提供了极佳的观察切口，进而为大众倾听历史、触摸历史、体悟历史提供了适宜的现实感受空间。

思陵不同于普通陵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学艺术价值极为突出。墓主崇祯帝虽为亡国之君，却又其情可悯，在清初文人群体中得到了广泛悯怀。而其陵又以思为名，无疑更强化了这一文化认知。故而有清一代，思陵都是众多知名文人追思历史、祭奠前朝的重要场所。

长期而普遍的谒陵活动直接催生了大量高水平诗词与文学作品。如顾炎武一生屡屡去思陵祭拜，自述心迹，“问此何代礼？哽咽不可详”。其后顾炎武总结记录自己历次前往十三陵祭拜的观察及研究成果，著成《昌平山水记》，成为清初十三陵重要的历史文献与文化记录。清初学者谈迁在其《北游录》中曾记“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乌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描写了思陵初建时草木稀落的苍凉之景，也传递了明代遗民彷徨萧索的感伤之情。对思陵特有文学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能够为思陵进一步扩展文物承载、讲好人文故事、丰富教育功能、提升服务大众水平开拓新的思路。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

延伸

思陵探幽

宗春启

明陵原有围墙环绕，方圆120平方公里的陵园内，分布着明朝十三个皇帝及其嫔妃的陵墓。埋葬着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思陵，坐落在西南一隅。

去思陵，可走小宫门。十三陵区正门叫大宫门，黄瓦红墙，被讹称为大红门。大宫门以西数公里，有小宫门。如今门已不存，惟有一小宫门村。穿过小宫门村，沿小路北上，不远处的林木之中，就能看见路左边的柿子树下，立着一块一人高的青石碑，上书四个楷书双沟大字“王承恩墓”。

王承恩是崇祯年间的太监。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出玄武门、登煤山，自缢身死。王承恩跟随其后，陪他一同上了吊。清军入关之后，遂将王承恩葬在思陵之侧。

青石碑西面几十米远，有一通汉白玉石碑，那是清朝顺治皇帝为褒奖王承恩立的，碑身上留有几处战争年代的枪击弹痕，碑的后面是一个荒草覆盖的土堆。顺治御制的碑文中说，当怀宗皇帝（朱由检）身死社稷“崩于石室”之时，王承恩“攀龙髯而矢志、甘雉经以从君，陪缢于旁，死而犹跽（跪）”，“可谓事君有礼，不忘其忠者矣”！

所谓“崩于石室”，是当时崇祯自缢之处的另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巾帽局。文秉著的《烈皇小识》则说是在“后苑山亭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所谓山亭就是寿皇亭，这个说法比较可信。

顺治在碑文中赞扬王承恩的同时，也唾骂了那些“人臣之怀二心者”，说他们“无论生无以为人，死无以为鬼，对若人（指王承恩）其亦何地置足耶”！他骂的是谁？原来，李自成占据北京之后，也组建了政府班子，大批明朝官员跪倒在“大顺”政权之下，接受了李自成的委任（据《甲申传信录》）。这些人大多是“平日侈读诗书”者，也有不少是明朝的“高拥爵位之人”，“倖图苟免，甘心事雠”。没想到四十天之后李自成就跑了，这些“大顺”官员便尴尬了。

顺治帝的碑文最后说：“朕歼除巨憝，用彰民彝。”巨憝，指李自成；“民彝”指人民的正常伦理。意思是我大清朝“歼除”了李自成之后，为践行正常伦理，既礼葬崇祯皇帝，又将王承恩葬于此地，“使后世知艰危之际”，宦官中还有王承恩这样的忠烈。

由王承恩墓再往上行数十步，即可到达思陵。比之长陵和永陵，思陵不仅地处偏僻，而且规模小得可怜，建筑亦十分简陋。

思陵原本是朱由检的妃子田氏之墓，只比朱由检早下葬两个月。两个月后同朱由检一同下葬的，还有皇后周氏，她是自缢于坤宁宫的。李自成命人棺殓了朱由检夫妇，四月初三将灵柩抬到昌平，指示昌平官吏：用公款雇用民夫打开田贵妃墓，限期将朱由检夫妇下葬。

自造反大军过后，昌平府库如洗，哪还有公款！监葬官束手无策。昌平吏目赵一桂（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联络昌平十个好义之士，凑了三百四十贯钱，这才把朱由检夫妇安葬了。据赵一桂的记录，这座贵妃墓的地宫也不简单：头层石门内，享殿三间，中有石香案，殿之东间有石寝床一座；二层石门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高一尺五寸，阔一丈。乾隆皇帝感叹道：“一妃之费已如此，余诸帝者可知矣！”

思陵东侧的小山叫鹿马山。据传说，当年朱棣选定昌平黄土山为陵寝地之后，曾问姚广孝：大明的江山能传多少代？姚广孝答道：传到您的子孙埋到河南鹿马山西。朱棣听了非常高兴，子孙埋到河南，这得几万代呀！他哪里知道：河南就是后边德胜口河之南，鹿马山就是跟前这座小山。崇祯埋到鹿马山之西，大明朝的气数就到头儿了。

传说归传说，纯粹是“假语村言”，乾隆皇帝是不相信的。他在长诗《哀明十三陵三十韵》中说：“或曰十三气数尽，朱明祚以此为准。是盖形家惑世言，承天造命惟君允。后嗣果能继祖烈，朱氏宗祠哪遽绝？”这几句诗没什么文采，却很有见地：明朝的命运，实际上是握在国君手里的，如果后世继任者能秉承先辈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精神，老朱家的江山不会这么短就断送了的！这首诗刻在大宫门内长陵功德碑的背面。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顺治皇帝亲来思陵致祭，看到其他帝陵“壮丽相因”，唯独思陵“荒凉庳隘”，凭吊之余，“抚往兴悲，不禁流涕”。他说，本想为崇祯“缮制陵寝”，但朝廷没有这笔钱，于是“布告方州”，号召直省各地方捐款，交由工部负责施工，将思陵“缭以周垣，崇其寝殿”。顺治皇帝来到昌平，对明代诸陵“躬亲盥奠”，还命地方“严为防护、禁止樵采”，展示他“优礼前代”之意，无非是为收买人心。这番表现的效果应当是不错的。

思陵前面曾有一碑亭，如今亭已不存，惟有一碑矗立。碑文是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写的。文长字小，读来颇费眼力，然而细细读之，很耐咀嚼。

金之俊原是明朝的大臣，清兵入关后臣事清廷，被委以重任，顺治十五年升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在碑文中称赞了顺治皇帝的“聪明睿智”，颂扬顺治皇帝为崇祯修陵盛举是“德迈前王”；接着，他简述了崇祯帝生前所为，总结了崇祯朝失败的教训，说“崇祯帝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总由人臣谋国不忠所致”；说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所用非人，卒至寇乱，身殉社稷”，“非末世亡国之君可同年而语”。这个观点其实来自顺治皇帝。碑文告诫后世为人君者，要“慎于用人，勿玩小寇”。经历了明王朝崩解过程的金之俊，对亡国之痛还是有些感受的。他写道：“国祚之修短不同，而覆败相寻，异世一辙。《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非虚语也！”这句话倒也是很深刻的。有意思的是，金之俊对清朝所起的作用只字未提，似乎造成明朝灭亡的仅仅是李自成等人的造反，如若没有来自辽东的威胁，明朝的结局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吧！

细心观摩，还可发现此碑有残：碑首，本是二龙戏珠的浮雕已经残缺；碑座，也有一道纵向裂纹。这是被雷击的。环顾思陵周边，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百年以上老树都被雷电劈过，不是头断就是臂折。上世纪90年代，《北京日报》记者邀请气象专家来思陵勘察，尔后写下了一篇报道《雷电为何围着思陵转》，揭示了思陵地区雷电多发的原因，乃是地形、地质构造所致。报道在《北京日报》刊发后，文保部门在思陵前后各竖起了一座避雷铁塔。

思陵，没有高大的明楼，没有宏伟的享殿。但是，它记载着一段可以发人深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