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曾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到:“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又谈到:“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段话明确地指出,首先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给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聂荣臻谈到:“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说明解决领导问题已经是当时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因此,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首先倡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王稼祥,早在苏区就已负伤,后转为化脓性腹膜炎,与当时生病的毛泽东都是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对遵义会议召开起到指导作用的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后来在延安时,他总结说:“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并具体谈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毛泽东还谈到,当时他在赞同王稼祥召开遵义会议的提议时说:“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我先同张闻天同志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会议顺利召开。”
(节选自《红军在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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