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文化漫谈

琉璃厂文化作为北京特色文化闻名于世。自清代以来，琉璃厂逐渐形成了北京文化经营的著名街区，成为北京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域。其历史文化影响和所汇集的文化品类，是北京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

书肆文化是琉璃厂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之相随的品牌文化、匾额文化则从多个角度诠释了琉璃厂文化的丰富内涵。

书肆文化繁荣发展

清代康熙年间，琉璃厂逐渐繁荣起来，并开始出现书肆。至乾隆时期，随着慈仁寺集市的衰落，书肆逐渐东移，集中到琉璃厂一带。当时，一方面由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汉族官员以及文人学士多居住于琉璃厂一带；另一方面，在琉璃厂附近，集中了许多会馆，各地举子进京赶考、官员到京述职或候补，多居住于此地，客观上也刺激了琉璃厂一带的书肆发展。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琉璃厂已经有书肆三十余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开办“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四方文人汇集京师参与编校，而各地书商也随着来到琉璃厂设铺售书。琉璃厂书肆因之得到很大发展。时人翁方纲曾记述开四库馆后翰林院的情形：“午后归宿，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

到清代后期，较大的书店在收售古旧书的同时还刻版印书，琉璃厂出现了二酉堂、三槐堂、聚珍堂、文友堂、文禄堂、修绠堂、富文堂、善成堂、正文斋、来薰阁、邃雅斋、通学斋等著名坊刻。清末时的京城官员和文人墨客，常常不约而同地到琉璃厂寻书搜宝，竟日方归。

清末至民国中期是琉璃厂书业的兴盛时期。清末随着新式学校的相继成立，图书馆需要充实图书。辛亥革命以后，新发迹的达官与军阀，为附庸风雅，视蓄书为乐事。西方的有关机构、学者，急于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大肆搜购中文图书资料。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促成了琉璃厂书业的繁荣。书肆、书摊雨后春笋般设立，北京城内一度发展到近四百家，主要是在琉璃厂，其他有些分布在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等。

琉璃厂书肆中流传着许多文人学士交往的轶闻、佳话。梁启超资助王雨开设“藻玉堂”书肆，代己搜购图书，王雨成为出入饮冰室的座上宾。鲁迅在京十四年，日记中记载到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多次，采买图书、碑帖达3800多册。近现代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伦明（哲如）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时，嗜书如命，所得薪金多用于购置古书，经常破衣烂衫，出入琉璃厂书肆，时人称之为“破伦”。在长期交往中，伦明与琉璃厂书肆中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为搜罗珍本，他出资委托孙殿起开办“通学斋”书肆。两人经常切磋和交流学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品牌文化积淀深厚

琉璃厂有许多著名的老店，如荣宝斋、戴月轩、一得阁、文盛斋、宝古斋等，这些老字号大多是在清代中后期或民国期间创立发展的，以经营书画或古玩为主。琉璃厂的品牌文化也因之声名远扬。

琉璃厂中历史最悠久的商店当推荣宝斋，其前身为松竹斋，是江南浙东一张姓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办的南纸店。经营宣纸、笔墨、砚台、印泥等商品和承应装裱字画业务。松竹斋前店卖货，后设作坊，装裱字画，工精价廉，后来又请来刻制木版的师傅，增加了印制信笺和诗笺的业务。松竹斋印制的信笺和诗笺色彩鲜艳、工艺精美，享誉京城。乾隆、嘉庆年间，是松竹斋生意最红火的时期。

由于经营不善，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松竹斋买卖已无法维持，只得易主，改换牌匾。新店主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将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继续营业。新店聘请了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同时请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为店铺题写了匾额。

易名以后，荣宝斋继续与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北京众多南纸店中，荣宝斋居于首位，一是其经营的纸张、笔墨、印泥等商品都是上等佳品。二是它拥有一批当代书画、金石篆刻名家在店中挂笔单。像陈师曾、齐白石、张大千、张伯英等大师都曾在荣宝斋挂过笔单。三是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刻工精细、印刷精美，在美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像荣宝斋印制的《二十四节令信封》《七十二候诗笺》以及1933年和1934年为鲁迅、郑振铎二位先生刻印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面世后，立刻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多次再版重印发行。

戴月轩湖笔墨店是由浙江湖州（今吴兴）人戴斌创办。戴斌幼年即从家乡来到北京，在贺莲青湖笔店做学徒。民国初年，戴斌出师后，便以自己字号月轩为店名，在琉璃厂东头路北开设了一家笔墨店，于1916年9月正式营业。戴月轩制笔所需原料均由浙江湖州善琏镇进货。善琏镇依山傍水，气候温和，所产制笔原料质量上乘，尤以羊毫笔质量最佳。戴月轩每生产一支湖笔要经过水盆结头、装套、择笔刻字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认真制作，严格把关。所做之笔内优外美，笔头尖、齐、圆、健，支支有笔锋，深受书法家和画家的信赖。

墨是与笔齐名的文房四宝。一得阁墨汁店由湖南湘乡人谢崧岱创办。同治年间，谢崧岱进京赶考，屡试不中。作为一名深受其苦的考生，他考虑到当时的考生在考场上需研墨自用，若将研好的墨汁带到考场外去兜售，一定深受考生欢迎。谢崧岱决定弃儒经商，于1865年在现东琉璃厂44号处开设了一间专门制造墨汁的作坊。他还亲手为自己的墨汁写了一副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店名“一得阁”即取自该联的首字。

一得阁墨汁起初是用水浸泡墨块，泡开后兑水成汁，质量和效率都很低。后来他们借鉴古代制墨法，发明了以“油烟”和“松烟”为主要原料制作墨汁的方法。后来徒弟徐洁滨针对原来墨汁放置时间稍长，产生沉淀和夏天墨臭难闻的两大不足，进一步改进提高工艺，使墨汁气味清香若兰，不招蚊蝇且不易沉淀。

匾额文化画龙点睛

匾额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构件之一，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匾额在方寸之间，蕴含了书法、雕刻、装饰等多门类的艺术价值。其中，字号匾额作为商号招牌而高悬于店铺门楣之上，面向城市商业街区，在具备商业性质功能的同时具有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艺术作品的性质。尤其是字号匾额所镌刻的文字，呈现独特的汉字之美。

琉璃厂大街云集了众多出自名家的匾额，堪称字号匾额之大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中列举了87家店铺匾额。这些匾额，多由名公巨卿、诗人名士及书法巨匠所题写，字体不一，琳琅壮观，珍贵绝伦。 众多书家名流为荣宝斋题写过字号匾。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末大书法家陆润庠题写“荣宝斋”主匾和“凝光”“蟠彩”两块配匾。1950年荣宝斋公私合营，郭沫若为其题写匾额，所题“荣宝斋”作为标准商号字样沿用至今，为人所熟知。郭沫若书法功力深厚，以行草见长，“荣宝斋”的字样尽显其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的特点。该字样本身的审美价值，加之郭沫若的“名人效应”，使这块“金字招牌”成为“荣宝斋”这一品牌深入人心的商标，极大地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此外，沈钧儒、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等名人亦曾为荣宝斋题匾。这些匾额书法在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同时，还生成、延续着以荣宝斋为代表的一众老字号的品牌文化。

除了以上提到的“荣宝斋”，还有清代书法家翁同龢所题“宝古斋”与“茹古斋”、清代书法家谢崧岱所题“一得阁”、近代书画巨擘吴昌硕所题“清秘阁”、画家陈半丁所题“戴月轩”、书法家启功所题“锦昌”等匾额。郭沫若为其他店铺所题字号匾也散见其中，如“中国书店”“复云堂”等。数量巨大的名匾集中于琉璃厂东西两条大街之上，堪称人文胜境。这些匾额折射出琉璃厂商家与众多文人雅士的密切关系，使琉璃厂文化街有了高雅之气韵、自信之底蕴。

琉璃厂的字号匾额书法汇集诸家各体，却也具有共性，即书法家进行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书法形式、语言与牌匾的材料、制作工艺以及建筑物本身的诸多因素之间的联系。琉璃厂大街的建筑物是典型的清代北方民居建筑，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或使用本色木面，或饰以彩画、朱漆。匾额高悬于店门之上，字体往往刷金，雕刻工艺精湛，以端庄大气的工艺之美与建筑风格相得益彰。匾额上的字体在彰显书家个人风格的同时，往往具有于潇洒流畅中见端庄典雅的共同特点。吴昌硕所题“清秘阁”匾，融碑法入行书体，连贯顺畅、老辣劲瘦；翁同龢所题“茹古斋”尽显深厚的“二王”功力；启功所题“锦昌”匾笔画清劲、风神俊秀；吴仲超所题“汲古阁”秀丽隽雅、圆润丰劲。

与悬于宗庙的堂号匾、表彰功德的牌坊匾等匾额书法不同，琉璃厂字号匾额书法的“庙堂气”较少，字体无论真草隶篆，不求威严端庄之气，多显笔墨趣味，又不失典雅。字体中的文人风味与店铺所经营的文房四宝、古玩字画相映成趣，又以典雅、潇洒的特点与建筑风格相协调。金漆黑底成匾，在梁枋彩绘间显露出一派昌隆的笔墨气息。

（作者简介：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