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会盟碑：汉藏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作为一种地上文物，古代碑刻多被用于记生平、颂功德、警子孙，能够补充史书中缺乏的具体史实，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与典籍文献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在雪域高原拉萨矗立1200多年之久的长庆会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就见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汉藏民族之间的坚贞友谊。

古代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与中原地区在囊日松赞时期已经有了来往，并且从中原引进了历算和医学知识。但是，双方之间只限于民间交往，互派使者的高等级交流尚未出现。直到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才开启了唐蕃之间官方友好交往的大门。

唐太宗出于稳定边疆的考虑，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成为中国古代和亲史上的美谈。《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高宗嗣位，授弄赞（即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来，高宗又加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入蕃，嫁予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根据多种文献的记载，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两次和亲是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客观上促成吐蕃赞普确立与唐朝皇帝更为亲近的“外甥”身份，两者从普通的毗邻关系演变成“舅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唐朝与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每一次请婚、议亲、出嫁、会盟均是一次文化互访团，每一位成员都成为友好交往的参与者。

唐朝与吐蕃之间关于边境问题偶有摩擦，双方采用了会盟的做法，其中具体划分边界的会盟共有三次：第一次会盟发生于733年，唐玄宗与赤德祖赞商议举行会盟，双方约定关系以和平为主，边界则以赤岭为界。第二次会盟发生于783年，唐德宗与赤松德赞约定再续舅甥之好，在清水举行会盟。第三次会盟发生于长庆三年（823年），在此之前双方已有充分的铺垫。

821年，当听说唐穆宗李恒即位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使臣前来长安，一是向穆宗表示祝贺，二是请示双方会盟之事，唐穆宗表示同意。同年十月，唐蕃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礼部尚书论讷罗担任会盟专使，唐朝则派出了以崔植为首的17人使团，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长庆二年（822年），唐朝派出的和盟专使为当时的大理寺卿刘元鼎，他率领使团带着满满的诚意到达了吐蕃，与吐蕃官员钵阐布·勃阑伽允丹等人在逻些东郊会面，并在前期协商的基础上拟定了盟文的内容。在正式会盟之前，赤祖德赞专门接见并宴请了刘元鼎等人。会盟仪式由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主持，按照中原地区会盟的惯例，参与人员需要歃血为盟，但考虑到钵阐布·勃阑伽允丹的身份为僧人，最终只是饮用了郁金水为盟。为了保证会盟的内容落到实处，会盟结束后双方还进一步探讨了相应的策略。其中，吐蕃派出使者跟随刘元鼎回到长安，为了强化双方共同信守诺言，吐蕃还派人到大夏川召集将领100余人宣读盟文。第二年，双方决定在逻些和长安分别设立纪念碑。为纪念长庆会盟取得的成果，唐朝与吐蕃双方分别在两地立碑，称为“舅甥和盟碑”。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所以这块碑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

如今，我们见到的长庆会盟碑上使用了汉藏两种文字，以合璧的形式刻写，强调了唐蕃之间“社稷如一”的友好关系。石碑的顶部有长方形的顶盖，上面镶嵌有顶珠。石碑的下部与底座已经因为时间久远而被埋在了地下，东面的文字主要追述了吐蕃自身的历史，回忆了唐朝与吐蕃间的关系渊源。石碑西面刻有汉藏合璧的盟文，南面碑文刻有“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了参与立盟的18位唐朝官员的官位与姓名；北面碑文刻写“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了17位吐蕃官员的官位与姓名。两面石碑均采用了上面藏文、下面汉文合璧书写的形式，体现了会盟过程中的对等性原则。正如碑文所述：“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长庆会盟碑碑文所表达的主题清晰而坦诚，是唐蕃友好的直接见证。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汉文文献记载，石碑刻立的时间分别为吐蕃的铁牛年、水虎年和水兔年，即唐穆宗长庆年号的元年（821年）、二年（822年）和三年（823年）。在对汉藏两种古文献对比和互证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达成共同的观点：铁牛年（821年）冬季初月十日，在长安城的兴唐寺举行了唐朝的盟誓仪式。水虎年（822年）夏季中月六日，在逻些城的东面举行了吐蕃的盟誓仪式。水兔年（823年）春季中月十四日，双方议定的盟文刻写在石碑上，分别立于逻些与长安。至此，长庆会盟宣告完成。

唐朝与吐蕃之间有不少于10次的会盟，有8次明确见于史籍的记载。长庆会盟是双方会盟中最为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取得的效果有目共睹。长庆会盟碑重申了吐蕃与唐廷的甥舅亲谊，双方决定：“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碑文情感真切无比、内容通俗流畅，即使千年之后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会盟碑中反复强调“社稷如一统”，表达了双方希望维持和平关系的迫切心情。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提出，长庆会盟碑是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碑刻，也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从史料记载、出土文物等多重证据可以得出，长庆会盟碑是我国现存的珍贵的实物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庆会盟的内容以汉藏文字合璧刻写，采用了汉藏音译对照的形式，这为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碑刻提供了珍稀的视角，也为研究民族文字、语言翻译等提供了一手资料。碑文详细记载了长庆会盟的背景、过程、达成的共识以及官员名录，在形式上较为完备。碑文对历史的追溯较为详细，尤其是对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入藏年代、迎娶的赞普等有特别的记载，是历史真实事件的有力辅证。

更为重要的是，长庆会盟碑是汉藏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助互信的历史见证。和平友好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主流，长庆会盟符合汉藏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在唐朝与吐蕃的往来互动中，大批的唐人前往吐蕃，也有大量吐蕃人来到中原。唐朝先进的制度、领先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吐蕃，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陆续传到中原，频繁的技术与文化双向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