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海外的高度关注，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参与，相关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显学。海外先后出版一批丰富多元的国史研究成果，涌现出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等知名研究学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元，但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辩证看待。

海外国史研究成果的领域颇为广泛，既有综合性研究，又有专题性研究，且作者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海外成果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物、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些成果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国史研究，普遍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在综合性的研究上，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日本学者宇野重昭等著：《现代中国历史（1949—1985）：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等较有代表性，讲述了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中国历史，但在史实叙述上也存在一些错误。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上，美国学者汤森、沃马克著《中国政治》、美国学者库恩等著《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英国学者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等书，关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治理等问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视角审视中国政治。

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模式，海外对此颇为关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美国学者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美国学者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美国学者戴慕珍的《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意大利学者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等书，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经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金融改革等重要经济问题都有涉及，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了肯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妇女性别史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加拿大学者朱爱岚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著作，关注了当代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特别是从性别史视角考察妇女阶层的特殊性。

当前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探讨较多。澳大利亚学者方小平的《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美国学者魏美玲的《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等书，选题较有新意，涉及当代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等内容。

此外，海外学界还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问题。如瑞士学者卡普尔著《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德国学者弗朗克·泽林著《中国冲击：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重点关注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中美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事务的努力。

在海外当代中国人物研究上，以对毛泽东的研究最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门推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包含美国学者施拉姆的《毛泽东》、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等10多部著作，涉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内容。另有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美国学者贝奇曼的《陈云》、美国学者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

从整体来看，在研究范式上，海外国史研究受到美国中国学研究转型影响，同样呈现了从“冲击—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国家—社会”范式的转变。当前的研究更加重视中国的主体性，从中国的自身来进行探讨，并注重在全球互动视角下审视当代中国史。海外学者习惯将某种理论运用到国史研究中，还善于创造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如“毛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铁三角”理论，“中国软实力论”等，尽管看似新颖，但实际有些理论并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生搬硬套之嫌。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一些国外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研，搜集了一些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写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时曾走遍广东70多个县进行调研与资料搜集。由于海外作者身份比较多元，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外，还有一些是外交人员、记者等，故导致所著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外的一些著作对一手档案史料的利用偏少，反而使用一些内容不实的二手史料，未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导致内容叙述的错误，这种现象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较多体现。而且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及中文水平问题，一些国外作者对中文史料的解读存在误读，并不能准确理解史料背后的真实涵义。

此外，对于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应该加强对最新成果的翻译引进，特别是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相关国史研究成果的引进，充分借鉴吸收其研究方法、理论，并注重对国外收藏的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尤为重要的是，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成果不能盲目崇拜，而是要从学术视角进行平等对话与批判借鉴。要高度警惕海外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言论，如对于其涉及当代中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不当评论，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以及在史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意识形态偏见，等等。对此，国内学者也应及时在国外报刊撰文回应并进行批驳。同时，加强国内学者代表性成果的学术外译，增强国内成果在海外的学术影响力，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代中国伟大成就的正面学术宣传，从国史领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深入影响海外的国史研究，切实推动国史领域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