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熊李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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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首先要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基本背景，也就是了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演变历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1971年的革命性外交阶段，我们对世界体系的态度总体呈现为一种负向认同，也就是持否定态度。当时的世界体系，在美苏主导下建立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呈敌对态度，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导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缓慢且坎坷。从建交国家数量看，1949年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0个，到1953年增至20个，到1969年增至51个。

对于新中国而言，一方面，当时，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世界革命将摧毁以美国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与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都处于对立状态，对现存世界体系总体呈负向认同。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我们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先后交恶。这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对立，还有军事上的对抗。比如，中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上的军事较量，中苏两国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边界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关系破裂。这也是我们对于美苏主导的世界体系总体持否定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来说，在革命性外交阶段，我们要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个阶段，1972年—1978年的过渡阶段，我们对世界体系态度是既不认可也不反对。这一阶段是从革命性外交、负向认同向现状性外交、正向认同过渡的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很关键。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我们知道，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会员国193个。可以说，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身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新中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得到了最广泛、最权威的国际承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受邀访问中国，从此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立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迫切希望结束越南战争，体面地撤出越南。另一方面，长远地看，当时的苏联强化了战略扩张态势，对美国加紧了战略攻势，但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面对苏联的战略攻势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而中国也是考虑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可以说，面对来自苏联的战略安全威胁，中美两国互有需求。

在这一阶段，中国对现存世界体系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出于安全环境的需要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我们对世界体系的态度是既不认可也不反对。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过渡阶段？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但两国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最大障碍，那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逐步在国际社会策动“双重承认”，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因此，中国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具体来讲，就是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和设施。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一步步朝着正常化方向迈进。

从建交国家数量看，1970年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6个，不及联合国会员国的一半，而到1977年增至115个。我们看到，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居于世界主流。这为开启第三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个阶段，1979年—2012年的现状性外交阶段，我们对世界体系的态度逐步走向正向认同，就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相较于第一个阶段的革命性外交、负向认同，我们在第三阶段更多强调的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世界体系的态度逐步转变为正向认同、基本肯定。分析原因，从国内来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动国家与社会进步。从国际上看，中国外交以创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主要目标。从意识形态上看，在国内，我们强调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在国际，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也就是说，中国可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因此，我们对现存世界体系的认识从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转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出了新安全观。这是一种强调合作、共赢的安全观，不是简单地通过打败一个国家来实现本国的安全，而是要通过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合作来实现各国的安全。

从建交国家数量看，到2011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正式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172个，与台湾当局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已经居于绝对少数。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在认识、主题、目标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出打下了重要基础。

第四个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现存世界体系的认识既不是革命性外交、负向认同，也不是现状性外交阶段、正向认同，那么到底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我们下面展开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