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弗莱彻：让唐诗走向英语世界

弗莱彻 （W. J. B. Fletcher，1879—1933年）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在中国工作并生活了20余年，积极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在唐诗译介和传播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代表译作《英译唐诗选集》以及《英译唐诗选续集》于1918年和1919年出版，堪称唐诗走向英语世界的里程碑。

喜爱唐诗，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弗莱彻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唐诗情有独钟。20世纪初，弗莱彻选择翻译唐诗不仅体现了个人喜好，更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理解和认同。唐诗是古诗的顶峰，也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渗透着尊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中华文化价值观，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弗莱彻的唐诗译介既是审美活动，也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意义。他以鉴赏者、阐释者、引导者的身份，通过精心选译，让唐诗远涉重洋，开始走进西方大众读者的视野。

在100余年前出版的两部唐诗英译专集中，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几乎占了近一半比重，反映了译者的文化立场、价值判断、诗学倾向。李白诗歌气奇纵横、气逸神远、气壮英迈、气清灵秀，折射出盛唐文化的气象；杜甫诗歌沉郁顿挫、忧时伤世、以民为本、化俗为雅，展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弗莱彻十分钦佩并且偏爱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并以虔诚之心和敬仰态度写下了“致李白和杜甫”的小诗：“大地上映射出月亮的银色光芒，蜜蜂从玫瑰里采集芳芳。如果位于银河之下，那就不要嘲笑我在河水里的影子！”在这位西方汉学家的灵魂深处，“诗仙”和“诗圣”就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

在这之前，李白受到西方译者的较多关注，而杜甫的光辉形象一直被遮蔽。弗莱彻将这两位大诗人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非常契合历代中国人的共同认知，不仅弥补了杜甫被西方人忽视的状况，而且使李、杜诗歌英译形成了系统化和专题化。《秋兴八首》《登高》《春望》《蜀相》等表达杜甫高远心志和细腻情感的名篇都在其中，凸显了家国情怀、倡导和平、民胞物与、仁政爱民等思想。此外，弗莱彻也选译了白居易、王维、孟浩然、刘禹锡、李商隐、柳宗元等唐代著名诗人的佳作，体现了翻译以“文”化“人”的功能。

研究唐诗，挖掘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翻译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弗莱彻的唐诗译介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是选择具体翻译方法的前提条件。他不仅谙熟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主流诗学，而且了解诗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旨趣以及诗歌的创作背景、主旨要义，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达意传情，实现古今对话、中西对话。

弗莱彻善于发现中西文化的共情与共识，以等效翻译达到心灵共鸣。离别与乡愁是超越时空的普遍情感。李白的《送友人》富含浓浓的离情别意，颇似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忧郁”。“孤蓬万里征”，弥漫着前路漫漫、孤寂无依的惆怅与迷茫。诗人托物寄情，“孤蓬”是一种植物，干枯后随风飘零，起起落落，喻指漂泊不定的远行游子，该词与农耕文明的语境有关。译者览物知情，巧妙运用替代法，译为“lone sail”，意思是“孤帆”。虽然字面意思不对等，但西方人很熟悉，符合海洋文明的语境。“孤帆”在隐喻层面接近“孤蓬”，传递了漂泊感和寂寥感。可见，弗莱彻领会“心物合一”的创作特点，同时兼顾西方人的生存环境，挑选具有相似表现力的英语词汇，使他们产生相关联想，起到沟通中西文化、感动人心的作用。

汉英语言表达在虚实关系方面有很大差异，弗莱彻翻译时通过对诗人情感和诗文内涵的透彻理解，化模糊为清晰，使感性活动明朗化。杜甫的《春望》以“家书抵万金”突出了兵荒马乱之中的强烈思亲之情。“万金”是夸张说法，并不是指实际的等价数额，而是强调家书对传递信息以及维系亲情的重要分量。战争造成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封家书极其珍贵，其特殊价值甚至胜过“万金”，由此道出了处在战火阴霾之下民众的心声。在一般情况下，古诗中的数字是虚指，英语诗歌中的数字是实指。弗莱彻注意到这种区别，没有将“万”用实指性数字译出，而是以“costs a fortune to bring”加以明示，说明烽火连绵中一封温暖的家书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幸运之神，这种美妙联想和绵绵情思令人动容。

译介唐诗，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弗莱彻翻译唐诗，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转换层面，更重要的是尽量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唐诗的中国味，激发西方大众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同时给英语诗歌带来某些新意，达到“译”与“介”的双重目的和效果。

唐诗的意象并置手法是重要特色，也是古典诗词的亮点，体现了中国古人“以物观物”的视点。弗莱彻十分欣赏这种直观、简洁的表达方式，让景物在译文中得以自然地呈现。意象并置在英语诗歌中并不常见，西方译者的效仿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汉语行文注重意会，很少使用介词和连接词，结构简约而紧凑。李商隐的《无题》营造了一个繁星点点、微风习习的温馨氛围：“昨夜星辰昨夜风。”诗人以“星辰”与“风”铺开一幅唯美画面，叠词“昨夜”具有一种唱叹抒情的音美效果，加深了追忆往事的基调。弗莱彻翻译时以名词词组或介词词组将意象并置，既沿袭了原文句式，又符合英语造句的名词化倾向，体现出画面感和简洁性：“Oh，ay！The stars of yesternight！”“Oh，yesternight wind！”中国人讲究温柔敦厚，西方人喜欢直抒胸臆。感叹词“oh，ay”契合英语诗歌偏向直白的诗学规范。在翻译与中国传统节俗文化相关的诗句时，弗莱彻也重视把握其独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挖掘并传播其中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情感意义。

弗莱彻的唐诗译介是“中学西传”的重要标志之一。他用英语的格律体诗歌形式重构中国经典，赋予译诗形神兼备之美。虽然某些地方还有待商榷，但体现出这位西方汉学家在祈通中西、勾连古今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弗莱彻通俗易懂、简洁雅致的翻译风格具有借鉴意义，不仅丰富了英语诗歌的创作传统，同时有效提升了唐诗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著名学者顾钧在弗莱彻《英译唐诗精选》这部精华本中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弗莱彻的唐诗译文简洁、直率、典雅。虽已历经百年，但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