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菊：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刘京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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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推广，成为各国政界学界关注研究的焦点。

11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由倡议而不断发展，内容日臻丰富成熟，不仅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且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通过多个实践平台不断走深走实，实践项目也不断开花结果，各参与国联系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而提出的一种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案。这种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案，既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而“和合”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重视和合文化，曾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和合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建构内涵着和合精神，是对和合文化的秉承和践行。

一、和合理念的基本内涵及精神要旨

（一）基本内涵

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其理念自古以来便被中华文明所崇尚与应用，纵贯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被各时代、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所表达，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立身处事、齐家治国等人文社会论题的方方面面，是贯通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基本观念之一。

早在殷商时期，“和”“合”两字还是作为单一概念使用，分别指不同事物之间的融合、结合。后来，“和”的内涵不断丰富，涉及人际关系处理和社会治理，如周公曾代周成王发布诏令，提到“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也就有了和谐、和睦、和顺的意思，同时也体现了个人、家庭的和谐对社会的必要性。“合”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后来有了符合、汇合、聚合的意思，如人与人品德相符或行为聚合。

到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连用，构成了“和合”的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可见，“和合”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体现的是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年，史官史伯在与郑桓公讨论西周是否会衰亡时，批评了当时周幽王所采取的“去和而取同”政策，说周幽王排斥有德贤明之臣，而宠爱奸邪昏庸之人，实行专制，结果就是只会有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味道、一种事物。只有一种声音成不了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有一种味道成不了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比较，所以史伯认为周幽王最终会导致周的衰亡。史伯的论说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认为“和”是“以他平他”，即聚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到平衡，强调的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有着对多样性、新事物产生的包容；“同”则是“以同裨同”，即排斥异己、机械地叠加无差别的单一事物，结果就是没有继续、没有发展。

齐景公一次打猎归来，在遄台休息，有晏婴陪同。这时，近臣梁丘据驾车赶到。因为梁丘据平日对景公极为顺从和讨好，所以景公说，只有梁丘据才与我和谐、无间隙。晏子则认为，梁丘据与景公之间只是保持一致，是“同”而不是“和”。景公问晏子，“和”与“同”有差异吗？晏子说，“和”如同做羹汤，是不同材料、调料经过厨师的加工，补充味道不足的、冲淡口味过重的。不同材料之间相对相济、相反相成，就是“和”。经过“和”的过程，烹饪的羹汤才会味道鲜美，人吃了后才会心平气和。如果只用清水去调和清水，谁还会去饮用？如果琴瑟只弹奏同一个音调，谁会去听？晏子用羹汤之喻来讲君臣关系，指出君臣之间也应该是不同观点互相启发、协调、补充，而不是一味顺应、顺从。只有不同的意见冲突、融合，才能互济互补，国家才能政通人和。

后来，儒家的孔子继承了“和”“同”之辩，以“和”来论为政，提出为政如果只是单纯的“猛”，必然残害百姓，如果只是单纯的“宽”，必然导致百姓懈怠，所以“宽”“猛”相济才是和谐的理想状态。孔子还说，治国处事、礼仪制度甚至为人处事，都应该以“和”为价值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面对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墨家的墨子更是将“和合”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等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来论说。墨子说，在古代，人类刚刚诞生时，人们用言语表达各自的意见，而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如果以自己的意见来反对、批评他人，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就会导致彼此间的相互攻击。家庭内的父子、兄弟会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导致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由此可见，天下百姓也会互相仇怨、残害，以至于有余力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不愿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不愿教给别人，结果就是国家离散、天下大乱。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的基础与支柱。墨子认为，只有“尚和合”，才能消除怨恶仇恨，促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

“和”或“和合”的理念，不仅可用于论说社会政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还是天地万物存在的状态和根源。道家的老子从天地万物生成的角度阐释了道作为万物之本源本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其本身蕴含着的“阴”、“阳”互相作用的道理。所以，包含阴阳对立差异的“和”，正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方式。

古代典籍中的这些论说阐明了和合理念的基本内涵，而这些内涵和涵盖层面在后来社会发展中都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丰富。和合理念涵盖的内容是多层面的，贯穿于自然、社会与人际的各个方面，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万邦协和”等。可以说，“和合”是贯穿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普遍性原理之一，也是人文精神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