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乡语口碑中察“景行”

《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询问吏部尚书杜如晦：“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唐太宗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道德品行，当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即使进行了处罚，但对百姓却已造成伤害，询问杜如晦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官员。杜如晦回答说：“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两汉选择的官员都以美德闻名乡里，先被州郡推荐而后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著称。

察人先察品德、择官重其“景行”，这样的选人用人理念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至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现实中，要想察准考实领导干部的政德“景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违纪违法案例来看，大多数落马干部出现问题都不是因为“才能短板”，而是存在“品德问题”，发生了德与才的严重错位。因此，观微知著、料“变”于先，将领导干部的“景行”鉴定摆在首要位置、前置环节，是组织部门“获善人”的重要保障。

从干部工作实践来看，“德”并不是单一的概念和空虚的准则，它反映在领导干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表现上。可以从“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考察干部的德，从“政策运用、实务操作、处理复杂问题”中考察干部的德，从“大是大非表现”中考察干部的德，从“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中考察干部的德，从“争先创优、攻坚克难”中考察干部的德。但实际操作中，德却很难准确掌握。有的干部是善于伪装的“两面人”“阴阳人”，能察其言却难以观其心、鉴其德；有的干部出现了苗头性的“小问题”，因没有被发现纠正，导致“久病成疾”。此外，“景行”的考察多针对领导干部的工作圈中人，主观性较大，在实施中容易流于形式，有时缺乏一定的精准性和规范性。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杜如晦建议唐太宗运用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将考察工作深入“乡闾”，察看领导干部是否“行著”。干部的品德怎么样、政绩如何，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组织部门要把考察的目光向下沉，深入人民群众，广开言路、察纳乡言，畅通民意反馈渠道、提高群众参与度，做好领导干部的口碑调查，利用“拉家常”“唠唠嗑”等形式收集民情民意，既深入了解领导干部在工作圈范围内的评价，又深入了解领导干部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社交圈的作风，提高考察的全面性与细节度。要进一步完善考察工作机制，科学设置德行考察指标，将较为泛化、相对抽象的“景行”转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具象标准，并与“才”相结合相统一，将政德贯穿工作实绩考核的全过程，避免出现“才重德薄”问题，真正选出德配其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