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国际维度——中美关系视角
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这次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我们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们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就体现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其中,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总而言之,“两个基本点”是“一个中心”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依存。
从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来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后到1989年,中美关系可称为“蜜月期”,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就美国而言,一方面,为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需要联中抗苏;另一方面,繁荣而强大的中国符合其国家发展利益,需要扩大对华贸易。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经济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概括来讲就是“接触”。实际上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一直都是边接触、边遏制,只不过有的时候接触的程度大一些,有的时候遏制的程度大一些。而最终,都是想要中国“西化”。也就是说,美国想通过跟中国的全面交往,来影响、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具体在政治上,希望中国逐渐向美国的政治体制靠拢;在经济上,希望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上,希望中国更加多元;在外交上,希望中国支持美国的对外战略。
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概括来讲就是“融入”。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融入世界,实质上就是要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努力保持我国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和文化认同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核心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如何理解我们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第一,中美两国在这一阶段的战略选择,根本上是由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1978年年底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是“内外—强弱”关系:美国长期居于其领导的国际体系之内,而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国际体系之外;同时,美国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之一,是体系内的最强国,中国相对美国而言综合国力较弱。
第二,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中国要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就要学习并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美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关键外部因素,因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维护中国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因此,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中国可在必要时作出一定妥协和牺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的妥协和牺牲是在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这一阶段,要注意美国的对华战略背后隐藏的企图——“和平演变”。这是我们至今仍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决定了其在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而美国也认识到这一点,想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经济自由化,而这必然导致政治自由化,这样就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与美国期待的一致。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关键性、原则性问题上自始至终都是寸步不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在内政、外交上体现着不凡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从内政上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外交上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其实是处于弱势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一种相对守势的策略,不把自己置于国际事务的漩涡,不找麻烦,也不怕麻烦,埋头专注于自身发展。但是守拙,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就是不能以己之短搏人之长,要善于斗争。
另外,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上。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当年谁又能想到我们会提前15年实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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