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守高：推动“结合”基础上更深刻的“化学反应”——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2）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的历史进程与特征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的历史进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面对晚清深重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以及近在眼前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天朝大国”“夏夷之辨”的心态中觉醒，积极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良策，进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救国思想之一，开创了近代倡导改革、引进西方器物和思想的新风尚，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进程中的思想先导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声，开启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初步探索。

遗憾的是，由于清末统治势力的墨守成规，尤其是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称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使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未能得到清末腐朽统治势力的肯定。究其根本原因，魏源等人只看到了坚船利炮的表面，而其背后则是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革新与创新。也就是说，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与先进的制度与思想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在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并没有与封建腐朽的陈旧思想发生化学反应。

但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还是对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使得中国开始向着近现代化不断迈进。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将领在同太平军作战和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感受到列强的威胁，产生了危机意识和仿效思想。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恭亲王奕䜣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提出，要“自图振兴”，并在另一奏折中，提出要通过兴办洋务以求“自强”。

在具体运作上，洋务派一是主张学习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制造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开办兵工厂，提升军队战斗力；二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开办工矿交通实业，振兴国内工商业；三是培育新式人才，提倡废除八股，修改教学科目章程，举办新式学校，并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求强、求富、培养人才是洋务派的具体目标。可以说，洋务运动第一次将较为先进的西方思想和技术运用到中国实际改革中。

为什么洋务运动失败了？从思想文化方面看，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带有一种傲慢，他们只是将“西学”当成一种统治手段，本质还是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所以，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必然导致求强求富的近代化尝试目标难以实现。可以说，只生搬硬套西方的先进技术，违背了物质决定精神和精神文化具有反作用的规律。什么意思？当时，西方列强之所以拥有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技术，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进步与改革。而洋务派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只要“东西”好，不管是谁的，拿来用就行了。清末落后的旧文化、旧制度根本接不住先进技术带来的“泼天富贵”，更不可能产生化学反应。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晚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推向君主立宪的轨道。戊戌变法开始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对维新派进行了绞杀，最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我们注意到，清末所进行的诸多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变法，晚清封建政府所开出的“药方”本质上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根深蒂固，这些“药方”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作用，而是更像病急乱投医，完全是拼凑了西方的“药方”来治病，最终，酿成了一场饮鸩止渴式的悲剧。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变革，都因为清末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导致其不能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资产阶级性，他们只能拼凑、摘取自己需要的“有用”东西，即使是戊戌变法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实际操作中亦被遮蔽于封建皇权的争斗中。可以说，清末统治者无力让自己思想中固有的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生化学反应。

再来看辛亥革命。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等人创立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第一次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反应，创造了新的文化。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在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积极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从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青年杂志》的内容新颖独特，竖起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这犹如在辛亥革命开启的化学反应中投入催化剂，加大了反应的程度，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的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这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从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1936年，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同志还说道，自1920年夏天起，“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同志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宣传下，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程中经过了长期曲折的过程，是由毛泽东同志通过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最早提出的。

1938年，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第一个结合”的最早表述。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第一个结合”，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党从它诞生时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

1945年，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写进党的七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标志着“第一个结合”的正式形成和确立。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总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提出的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凝练，又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指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知道，要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要创造新文化。所以，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第一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本途径和内在原理，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形成。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如何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体”阐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文化形态在新时代是什么样的；“达用”是这一新文化形态在新征程中能够达到预期的用处。“体用贯通”是目标和实现路径的统一。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的形成，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国内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情况下，在“第二个结合”的新作用力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深刻化学反应中明晰起来的。理解了这一特征，就能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发展中形成的最新文化的化学反应成果。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征

第一，持续性。产生新的文化要经过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需要持续性。从中国历史来看，生成新文化的化学反应一直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有些文化的化学反应剧烈，有些温和。

第二，“烈度”性。产生新文化的化学反应在不同时期表现的烈度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国产生新文化的化学反应烈度较低。近代以后，产生新文化的化学反应的烈度在加大。

如何衡量产生新文化的化学反应的烈度标准？这个标准取决于在产生新文化的“反应”中被动员起来的人的数量和社会文化风貌改变的程度。

第三，原则性。近代以来，在产生新的文化的化学反应中，都贯穿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