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君：有“质”者事竟成——关于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思考（2）

（二）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思想化解态度层面的问题

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思想，在厘清客体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努力化解相关行为主体面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心存疑虑”和“不懂装懂”的态度。

“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各种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位、能力和作用，以及个人的看法等。主体性这个概念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实际上人们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古希腊时期，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完全厘清“主体”这个概念，但至少注意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相关专家学者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愈加深入。无论是从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角度，还是从实体形而上学的思维角度，又或是从理性的逻辑化和技术的理性化角度来厘清人的主体性，相关专家学者都展开了一系列思考。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再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一直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到弗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关专家学者围绕人的主体性做了各种各样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从先哲们留下的丰富遗产中寻取智慧和营养。比如说，从“能指”和“所指”的角度厘清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客体边界。但是，具体要怎样厘清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边界？马克斯·韦伯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被并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从宗教研究入手的，其最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之作。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要想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做到“祛魅”。他曾说过，“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所谓“祛魅”，就是去除相关对象的神秘，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对象。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宗教的祛魅”，一类是“世界的祛魅”。这两种“祛魅”尤其是后者，对于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有专家表示，在世界被“祛魅”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认识、感知、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而这个过程也正是现代性启蒙发生的过程，是主体性自我挣脱“伟大的存在之链”以超脱于世界并重构世界叙事的过程，具体到经济社会发展史层面就是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过程。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无论其所附着的技术有多么先进，但本质上就是为了拉动陷入发展困境的传统文化产业，也是为了进一步减少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回望，对于依附新技术的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我们就不会为其所迷惑、所吓倒，从而做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并重新确立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华的这种“主体性”。只有这样，面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时，我们才能采取积极主动而又不失审慎科学的态度去应对。

（三）借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化解运用层面的问题

借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大胆决策，使得相关个体明白“拒用”和“误用”的后果，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又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买东西所强调的性价比，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成本效益。对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1844年，一位名叫杜波·伊特的法国人在其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公共工程效益的衡量》的论文中，提出了“工程效益”的概念。之后，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这一概念加以拓展、丰富。到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总结、提炼前人的研究观点，形成了“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即“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指的是如果一项制度安排提高了一些人的效用水平，而且受益者的所得能够补偿受损者的所失且有剩余，那么整体效益也就实现了改进。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一项改革的收益如果减掉成本之后整体上仍大于零，那么这项改革就可以持续。

这里所说的“收益减去成本整体上大于零”，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个是群体的维度，它是较于“帕累托标准”而言的。假如一项改革有A和B两种方案，其中A方案可以使张三获利1000万，李四获利1500万；B方案可以使张三获利2000万，李四获利1200万。如果按照以不损害任何人为前提的“帕累托标准”，这项改革是没法推进的，但是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决策主体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B方案，因为只要对李四给予适当补偿，让他接受改革物有所值即可。这对于文化行业决策者关于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有很大启发。只要决策者经过认真衡量发现，运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所附着的先进技术可以使整体收益远大于零，即使可能会给部分相关行为主体带来一定损害，但通过相应的补偿机制可以使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从而避免他们的“拒用”和“误用”。

另一个是个体的维度。“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提供了一种反向的思路，其启示相关行为主体“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可能要付出各类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信任成本等。其中，所谓“政治成本”，指的是“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冒违背上级指示要求、不与主流话语层保持一致的政治风险。这对文化行业从业者尤其是体制内的文化行业从业者来说，是比较致命的风险。所谓“经济成本”，指的是一种新型生产力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应用新技术也可以获得高额回报，这是一个共识。比如，ChatGPT问世之后带来人工智能概念股的大涨特涨就是一个明证。如果拒绝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或者“误用”新质生产力，很可能会给文化行业相关组织及个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谓“信任成本”，就是如果“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则可能会使相关行为主体失去社会各界的信任。比较上述诸成本之后，如果相关行为主体是理性的行为者，就会努力避免出现“拒用”和“误用”的情况，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中存在的问题。

（四）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化解适配层面的问题

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避免因为“排异反应”而造成的被边缘化，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相关适配层面的问题。

自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尽管经历很多波折，但全球化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蓬勃向前。在这一过程中，与全球化伴生而来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如何更好相处的问题。这就引发了对于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涉及“文化适应”的问题。就这一问题，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学者古迪昆斯特等都曾开展过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等，对人们理解“文化适应”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中，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世界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约翰·贝利根据跨文化适应中群体或个体的不同态度，从非主流文化群体的角度提出其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这一理论虽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但对于我们研究如何应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文化也不无启发。

这种依附在未来产业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域的新的文化，是一种“新”“旧”混合的文化。所谓“旧”，是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传统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影子；所谓“新”，则是指这种新型生产力中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我称之为“机喻文化”。其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即“非人化”、“超人化”、“永生化”、“范式”上的“倒逼化”和未来走向的“或然化”。传统“三喻文化”的行为主体是一个个基于“碳基生命”的活生生的人，而与此不同的是“机喻文化”的行为主体却可能是基于“硅基生命”的“非人”。面对这种“机喻文化”，作为“在地文化”的相关行为主体，从理论上说可以选择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等。这就对应了约翰·贝利“文化适应理论”的文化适应策略。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而今正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之所以“威力无比”，初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其应用了相关新技术。实则不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考量，这种基于相关新技术的新媒体，实际上是通过引入相关新技术推动传媒领域沿袭已久且可能落伍于时代的生产关系产生变革，并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新媒体时代，基于相关新技术形成的新媒体，引发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推倒了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横亘在传统大众媒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那堵有形无形“高墙”，使得传媒生产方式由以往的“少数人生产”变为“所有人生产”。这就是美国互联网学者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by all people”，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人都是麦克风”。进入以ChatGPT为代表的“机喻文化”时代，生产方式发生的变革就是从以往的由“人”生产到现在（至少是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的由“非人”生产。这是一条通过技术革新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社会运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从而有效提升生产力的途径，属于经济学上的“次优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相关行为主体无法回避，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而不应该利用各种手段去排异和抵制。一言以蔽之，我们应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努力避免因为“排异反应”而造成的被边缘化，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中相关适配层面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