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熠：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维度（4）

（三）实践性

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久远，从古代的农耕文明到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再到如今发展新质生产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生产力实践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经历了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4.7%显著提升至56%。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等严峻挑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使中国难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了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进程。在有序推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时期，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经济改革，放宽企业自主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实现了惊人的高速增长，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了将近4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所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深化。

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全球竞争中，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通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科技产业被视为衡量大国综合实力的关键领域，也是美国政府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的重点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要加强对中国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阻碍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限制对华投资。虽然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但在一些关键核心领域仍存在着“卡脖子”问题，特别是高端智能设备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数据显示，2024年1—2月国内进口荷兰光刻机金额达10.6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单台光刻机售价已经超过了3000万美元，国际市场供应非常紧张。另外，尽管我国芯片产量近年实现了飞跃式提升，但是中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2024年1—2月，我国芯片进口数量为785.2亿颗，同比增长16.8%。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们应对当前复杂国际竞争态势的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我国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我们拥有较为充裕且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成本较低的工程师体系，这是我国发展制造业的不竭动力。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这一优势正在发生转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转型和外迁。另外，数字经济是我国当下发展的一大亮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很多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模式、业态、制度、管理的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