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林萍：走好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 − 党建 − 文稿 − 报告 − 宣讲家网

成林萍-专家

成林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观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首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也高度肯定了群众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他认为俄国革命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夺取政权是如此，巩固政权以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创造新的历史。

2.人民群众是国家一切权力的主体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详细阐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列宁在论述苏维埃政权与旧政权区别时指出：“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

3.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现自身解放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则根据苏俄革命实际以及自身革命实践提出，要在工人中建立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群众必须要通过革命家的组织——政党来领导。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仍然把坚持党的领导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原则，“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

（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是影响中国统治长达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影响极其广泛。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到民主政治问题时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共产党批判地汲取了民本思想的精粹，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1.民为邦本的思想

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据《尚书》记载，商代盘庚统治时就有“重我民”的想法。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儒家的民本论最为系统。儒学创始人孔子曰，“仁者人也”，主张统治者对人民施以仁政，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分压迫与剥削。荀子提倡“民水君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想家高举“政以民为本”的旗帜，猛烈抨击暴君暴政。

2.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认为，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根本，顺乎民心民意，政权才能巩固。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顺乎民心，有“利民”之术。大致包括：推行让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赈灾放粮、救贫扶困等方面。

（三）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以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批判，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那个时代民主思想宣传家的杰出代表。

1.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礼记》对大同社会有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糅合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国界、没有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多次论述了他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讲的“大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同，而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2.梁启超的《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梁启超认为，国民有没有自由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关键。他在《论国家思想》中还批判了“朕即国家也”的传统皇权观念，要求培养具有思想觉悟的“新民”。梁启超的理论，对毛泽东同志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留下深刻的烙印。1910年，毛泽东同志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表兄文运昌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书。毛泽东同志立即被里面的文章所吸引，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1918年，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革新学术, 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该会的宗旨。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列宁曾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孙中山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官与民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专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孙中山的政治遗言更是感人肺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对毕生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行了扬弃，并加以改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