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杰：以新质生产力实现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3）

三、构建新型生产要素以驱动创新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讲，我们需要一个新型的生产关系作为支撑。然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制度要素或制度环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基于这一逻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确实需要创新生产关系，或者说我们需要构建一套新型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产力则涉及人与大自然、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由于生产关系更多地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如何创新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比如宏观生产函数的概念，传统的宏观生产函数包含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等自变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本、制度、甚至数据等都被纳入了宏观生产函数，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因此，从广义的宏观生产函数视角来看，制度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让宏观生产函数的效益更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产出，或者通过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同时减少排放，降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要实现的目标，也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将制度视为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需要宏观生产函数中的制度这一变量发生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限于制度本身的改变，而且变革后的制度将直接影响宏观生产的量，并促进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数字要素等要素与制度的深度融合。这将使宏观生产函数发生质变，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现代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制度能够更好地作用于各种要素，从而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上奇研究院统计的信息，北京市在2023年迁出的企业数量为7.9万家，而迁入的企业数量为3.3万家，净迁出企业达4.6万家。这一数据似乎表明，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北京的市场经营主体可能还面临一些障碍和痛点。相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即我们的制度环境仍有优化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在2023年8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虽然尚未直接涉及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其中的一些政策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直接关联。此外，2024年2月，作为北京科技创新重镇的海淀区宣布了2024年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首批五项政策，从平台服务、人才、资金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助力企业稳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表明，无论是从全市层面还是各区层面，北京都已经开始了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政策研究、制定、出台以及宣贯和落地工作。

（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区域协同

近年来，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协同方面采取了许多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相契合的措施。例如，2023年京津冀首次聚链招商，绘出协同发展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的6条产业链图谱，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2024年3月，北京发布的《进一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2024年工作要点》提到，要更好发挥北京的核心辐射带动作用，携手津冀协同布局新质生产力，在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上重点突破，推动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天津和河北各自具有优势，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都城市群中，特别是在通州与廊坊的协同中，实现这一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数字要素和数字人才的配合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而宏观生产函数的扩展也突显了数字要素的重要性。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快立法、确权、数据治理，推动数据市场交易，实现数据要素的高效市场配置。

在数字人才供给方面，尽管北京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高端人才培养基础，但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人才需求仍需进一步满足。这要求大学要在专业设置、招生、人才培养过程以及在职培训等方面全面跟进和优化，确保数字人才能够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