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福|穿越时空的见证：明清档案的起源与现状探秘（2）

我们谈及清代档案的损毁、散失时，必然会提及一个重大事件——“八千麻袋事件”。在档案学史和明清档案研究中，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接下来，我简要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重点介绍“八千麻袋”档案最终的流向和归属。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驾崩后，年幼的宣统继位，其父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为了规范摄政王的职责，载沣命令大臣们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时的典章制度。然而，当他们前往内阁大库查阅时，发现档案混乱不堪，难以找到所需材料。面对堆积如山的档案，载沣认为其中多数无甚价值，遂决定挑选无用的旧档进行焚毁，以减轻库容。

在这一过程中，内阁大学士张之洞提议彻底清查内阁大库，将书籍转交给学部图书馆，而无用的旧档则进行销毁。然而，在学部担任参事的罗振玉在接收书籍时，发现大量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于是请求张之洞将档案一并拨给学部保管。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后，这部分档案被运至国子监的南学和学部大堂的后楼存放。

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并开始接收内阁大库档案。1916年，这些档案被转移至故宫的端门。然而，到了1921年，由于北洋政府战乱频繁，经费紧张，历史博物馆不得不将这些档案进行挑选和整理。整齐的档案被堆放在午门城楼上，而零乱的档案则被装入八千麻袋，重达15万斤，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纸店。

同懋增纸店购得这些档案后，去除了麻袋，改用芦席捆扎成捆便于运输，并分别运往定兴和唐山两地。不久后，罗振玉得知此事，他意识到这些档案的重要性，于是以3倍的价格从同懋增纸店购回。由于资金有限，罗振玉在1924年将部分档案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李盛铎将这些档案运回北京并集中保存起来。

到了1929年，李盛铎将这部分档案以1.8万的价格卖给了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此时，原先的八千麻袋档案已减少至七千麻袋，约12万斤，损失了一千麻袋和2万多斤，损失量相对较大。

接下来，我将简述罗振玉保留的档案流向。1927年，罗振玉将其中一部分档案卖给了日本人松崎鹤雄，共计40箱。1928年，他从天津迁居至旅顺，并将家中古籍、文物、档案等300多箱也运至旅顺。1932年，他建立了大云书库来保存这些物品。后来，松崎鹤雄再次提出购买罗振玉剩余的档案，但被罗振玉拒绝。然而，1934年，罗振玉接受了日本人的资助，成立了大库旧档整理处进行整理，并编制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这套目录在1958年由东北图书馆移交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一同移交，并一直使用至2010年。1936年，罗振玉整理完成的档案捐赠给奉天图书馆，其中一部分后来移交满铁图书馆，即今之大连图书馆，1948年又转移到东北图书馆，1958年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

再来看李盛铎购买的档案流向。李盛铎购买档案后，将平津两地的档案运至故宫午门城楼存放。1930年，史语所申请并获得了历史博物馆留存的档案进行整理。1933年，史语所的档案曾南迁至上海、南京，但后因局势缓和而运回北京。然而，随着局势再次紧张，1935年史语所又挑选了部分档案再次南迁。最终，在1948年底，有100箱档案运至台湾。其余档案在历史博物馆被日本占领北京时转回到历史博物馆保存。1954年，这些档案被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接收。

1958年，国家档案局对1700麻袋档案进行了清理，剩下1300多麻袋残档。这些档案经历了多次迁移和筛选，最终在2017年最后一次清理后，被归并到各库零散档案全宗。其中，部分档案在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独立成立时被挑选和整理，部分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档案被移存或打包存放。最终，在2004年，剩余的480麻袋档案被移至西华门大楼后面的库房暂时存放，直到2017年进行最后一次清理。

在清代地方档案的损毁情况方面，其保存状况堪忧，仅有少数县衙档案保存较完整，如四川南部县和巴县。关于清代一个知县一年能产生的公文数量或整个清朝一个县的档案总数，确切数字难以考证。晚清名人樊增祥，以其父被左宗棠羞辱的故事为动力，勤奋读书，最终成为地方官员并爱好写诗。尽管诗作被评艳俗，但他擅长公文判词，并出版《樊山政书》。据其自述，在山西任知县10年间亲自批示公文近万件，故此推测一个县衙的档案应远超10万件。

清代地方衙门众多，总数超过2000个，档案数量庞大。然而，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不足总数的1%。档案损毁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此外，孔府档案、侨批档案、徽州文书等特殊档案因其记录社会生活的生动性和具体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的存聚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档案分为77个全宗，其中5个大型全宗占据了绝大多数。首先是宫中各处档案。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文献部便开始从皇宫内院的各个地方清理档案，主要来自懋勤殿、景阳宫、批本处、内奏事处等地，当时共收集了380多箱。尽管这些档案来自不同的宫殿，但它们总体上都位于内廷，因此被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保管，并被命名为“宫中各处档案”，简称“宫中档案”。

1933年，在故宫博物院文物和档案南迁时，宫中档案是一个重要部分，当时装了302箱。除了部分朱批奏折在1949年1月被运送到台湾外，大部分宫中的南迁档案在1950年陆续从南京运回了北京。

第二个大型全宗是内阁档案。内阁作为明清时期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其档案极为重要。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开始对内阁大库的档案进行清点和初步清理，这构成了我们现存内阁全宗的主体。这包括了历次接收的“八千麻袋”档案，以及史语所的档案等。

1975年，历史博物馆还向我们移交了一批内阁档案，即军机处的档案。军机处是清朝雍正时期成立的辅助皇帝的中枢决策和参谋机构，类似于现代的国务院加军委。军机处的特点是“有官无吏”，官员如军机大臣本身没有俸禄，也没有品级，他们原来的品级就是他们的品级。军机处的助手，即“军机章京”，负责协助军机大臣进行文书工作。这些档案数量众多，且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