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良：基于先秦“知人”传统看“以意逆志”

李清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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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这一论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同时，我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即基于先秦“知人”传统来讲这个问题。

一、先秦“知人”传统

据文献记载，大约四千年前，皋陶就已明确将“知人”作为选贤举能的准备工作，为此特别强调“知人”须以“知”人之“德”为关注重心，以“考言”“迹行”为基本方法，并将“知人”视为一种难得的大智慧。

西周时期已有相当系统的“六征”之法：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知人”之“哲”则被视为“见微知著”“鉴往知来”，兼含理性分析与直觉感通的实践智慧。

先秦儒家对“知人”传统有五个方面的推进：第一，“知人”是“学为君子”的必由途径，“知其人”是为了“学其人”以“修其身”，为此必须把握既直观又普遍的君子人格之“象”。第二，必须了解其人“心”“志”而后乃可“知人”。无君子之“志”便无君子之“德”。第三，“知人”与“知己”“知性”“知天”“知命”“知道”相贯通，这意味着“知人”从单纯的政治性活动变为探讨“性理天道”的哲学思辨活动。第四，要想“知人”，就必须“诚”。《中庸》提出：“至诚如神”“诚则明矣”。第五，将“知人”对象扩及典籍所载历史人物尤其是往圣先贤，“知人”之法成为经典诠释之法。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虽然是“说《诗》”“知言”之法，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知舜帝之德及其为人，从而“效其人”而“成其人”，并非旨在今天所谓的“文学”批评与诠释。因此，“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同属“知人”之法。其逻辑关系可以概括为：首先“颂其诗，读其书”，“不以文害辞”，避免因为对文字的过度解读而误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其次，“论其世”，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再次，“逆其志”，“不以辞害志”，不拘泥于特殊境遇的言行；最后，“知其人”。

二、“以意逆志”的“意”

“以意逆志”的“意”，是指作者之意，而非读者之意。据西周以来的“知人”传统，推见他人之“志”从来就不能仅凭“己意”揣测，而必须考察其人言辞之“意”。孔子明确说“不言，谁知其志”，意即不经由其人言辞之“意”，就无法了解其人内心之“志”。

三、“以意逆志”的“志”

自春秋以来所谓“志”都是“非关修身，即关治国”，最能见其“为人”之“德”。先秦儒家兴起之后愈加重视这种“志”，认为其人之“心”特别是“志”乃是其人之“德”与“道”的内在根据。

孟子所谓“志”，实指作者念兹在兹的期望与志向，是其“道”“德”之本，“为人”之根据，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内在真实”或所谓“真我”。其具体内容主要是指作者对自己的人格期望和有关天下国家的政治怀抱。“意”“志”之别，乃是表里之别，特殊表现与根本精神之别。只有把握作者之“志”，才能把握其根本精神。所以，不能把“以意逆志”的“志”简单理解为作者的“创作意图”“思想感情”“本意”“原意”，而是指作者的“为人”的根本精神。

四、“以意逆志”的“逆”

“逆”字很早就出现了，有多种意向。孟子所谓“逆”，取“沿波讨源”、阐幽显微之意。它既包括基于文意与处境的理性推求，也包括基于“心之同然”的生命感通与呼应。

总结而言，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同为针对古人的“知人”之法，它既是对先秦“知人”传统的继承与发挥，又是儒家“学为君子”的修养方法，还共同构成了诠释经典的基本方法。

“以意逆志”的根本旨趣既不在于文学批评，也不在于寻求抽象道理，而是获得可以效法和借鉴的既直观可感又普遍灵活的人格典范之“象”。 “象”与“形”有别，“形”是平面的、固定的，“象”则是立体的，可以说“象”就是“道”“德”人格的直观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