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中国理论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数字经济是21世纪全新的经济形态,适应着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数字化转型大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已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逐步将我国数字经济推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通过“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全力构建“数字中国”。从地方先行的“数字福建”“数字浙江”到全域全局性的“数字经济”“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相结合,更加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中国更加熠熠生辉。

一、从产业经济到数字经济:内涵特征论革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产业经济是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推动下产生的主要经济形态,通过资本、地产、劳动力、机器等实体性生产要素提高生产率和实现价值增殖。当前时代,数据、数字技术等非实体性生产要素推动着我国经济形态由产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度阐释“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使“数字经济”作为新术语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的双重创新。早期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多偏向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将其上升到“新经济形态”高度,深刻阐明数字经济之新体现在数字技术是新通用目的技术、信息网络系统是新基础设施、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大规模定制成为新生产方式、指数增长创造新发展速度、跨境数据流动赋予全球化新内涵、数字素养成为公民素质新要求。[1]并归纳出数字经济的三大特征。一是高创新性。数字经济利用创新技术和创新体制的叠加效应,实现数字化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创新,激发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机活力。二是强渗透性。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优势快速延伸至其他行业和领域,赋能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融合,重新界定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广覆盖性。数字经济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连接国内和国外、线上和线下、实体和虚拟,进一步释放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和潜力。

二、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主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理论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扮演着“特殊的生产力”作用,科学技术为资本扩张和建立世界市场创造可能,马克思强调:“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2],是财富的新源泉,也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3]。贫困的源泉在于资本家占有和垄断了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资本附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4],只有当无产阶级拥有科技自主权,才可能摆脱这种剥削压榨,走向真正的独立自由。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数字强国战略高度提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5]首先,要发挥我国“三大优势”。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发展数字经济。二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国家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国家战略保障支持科研攻关。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挖掘我国数字消费市场的内需力,推动我国数字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其次,要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将坚持基础研究和高端研发相结合,以应用倒逼基础研究。最后,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大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力度,建设健全数字经济创新型人才队伍,以人才优势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难题。

三、从产业分工到数字融合:数字产业互嵌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产业分工使不同产业,如农业、工业、商业相互分离,并催生出新的产业,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推广使用催生出化学、机械、冶金等产业。当前,数字产业超越了传统产业分工,重在数字融合以扩大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6],将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有机统一,整体上激发我国经济创新活力。数字产业化是直接把科研融入生产生活中,将数据要素融入经济活动的过程,通过新兴数字技术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实现数字技术的现实性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使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其着力点放在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核心产业竞争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营造产业创新生态上,旨在强化优势技术供给、抢先布局前沿领域。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升级改造,以数字化优势赋值赋能传统产业链,不断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企业利用数据要素,建立数字化产业链,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其重点在于加快企业、重点产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有机结合,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从传统生产要素到数据要素:数据要素市场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

马克思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7]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活动起关键作用。工业经济时代,“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大生产”,知识、技术、组织等生产要素作用越加显著。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战略竞争的核心资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要素市场优化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会议强调:“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8],大力推进数据资源化、要素化、市场化。一要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探索数据合理合法合规流转使用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维护国家数据安全,释放数据价值红利。二要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实施数据质量提升工程,健全基础信息更新机制,培育数据服务商,推动数据资源标准化工作。三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加强数据市场流通运用,搭建高质量数据交易平台。四要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促推社会各方力量开发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价值产品化、服务化。

五、从资本增殖到造福全人类: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

资产阶级向来利用一切方式开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革命作用以及先进技术的文明面向,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资本的野蛮面,资产阶级创建世界市场的目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样貌打造资本增殖的殖民世界,加大对全球范围内的财富资源的剥削掠夺,更大程度地占有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资本增殖的本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仍旧明显。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数字鸿沟”,世界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地位,扰乱数字经济发展正常规则,操纵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秩序,试图引导数字经济向资本增殖方向发展,极大地加重了数字领域全球性风险和危机。针对数字全球化世界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社会普遍繁荣的高度,与时俱进地提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运用的时空范围,让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因此,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完善世界各国网络互联互通,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加强高质量的数字经贸合作,扩大数字贸易投资开放格局,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深入发展,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平台,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国际合作环境。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我们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牢牢掌握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利用我国已建设完善的国际合作平台,如“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为提升双边、多边数字治理能力和水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作者简介:魏莹,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欧阳彬,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闫德利:《数字经济: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4]《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6]《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4页。

责任编辑:张慕琪校对:吴成玲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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