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诠释学、阐释学与中国经典阐释学的交织与演进

洪汉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典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特聘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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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诠释学。诠释学原本是西方现象学发展后期的一个学派。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他们都属于现象学派。然而，在我们现在的“化西”的理解上，诠释学已被提升做哲学的重要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认识都充满了解释，解释的空间已经遍布人类的认识空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开始，解释（interpretation）从单纯的说明（Erklärung）转变为了阐释（Auslegung），这导致了“解释”概念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重大变革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为我们不是对道德现象进行解释，而是对现象进行道德阐释。所以，阐释所建构的与现实不同的想象世界，正是改变现实的原始理念。我认为，诠释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哲学实践。

真正理解的诠释学，就是作为解释技艺和做哲学的阐释学。

第二，阐释学。阐释学就是这种做哲学的诠释学在当代的发展。西方诠释学从历史角度看，它经历了不断地演变。早期的神学解经学，它是用一种阐释来解读《圣经》。

但是在科学发展以后，它不再采用“阐释”，因为“阐释”被认为过于主观。罗马教会的神学理论，逐渐被自然解释所取代。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重新从古代对《圣经》的解释中吸取了阐释的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解释不仅仅是解释，更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尝试对当代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进行中国化的重构，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阐释学。这种阐释学，既非伽达默尔所言，也非海德格尔所述，而是中国在重构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这一阐释概念经历了从教义学阐释到探究型说明、再到实践应用型阐释的演变，因此阐释的本质是效果历史事件、新型的意义与真理概念、视域融合的共识以及对话的问答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化西为中”的目标。

第三，中国经典阐释学，它既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学说，也不是西方诠释学化的学说，而是在我国深厚的经学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合理要素而建构的一门中国阐释学。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我们所建构的中国经典阐释学，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中国传统经学，既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这就是中国经典阐释学。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中国经学的特征：

第一，从孔子“述而不作”开始，历经大约两千多年，一直到清代的戴震，这一传统一直在延续。

第二，中国经学既包含对我国经典的诠释，又涵盖了关于如何注疏的学问和方法，形成了“经-传-注-疏”的传统格式；它不仅有“我注六经”，而且也有“六经注我”。

第三，中国经学不仅有完整的经学理论，还包含了训诂、考证、文字、音韵等各种语文学或古典学。

第四，中国经学是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它既不同于文、史、哲等学科，同时又涵盖了这些学科的内容，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

第五，中国经学有着不同的派别。两千多年来，经历了西汉的今文经学、东汉的古文经学、隋唐的义疏之学、宋元明经学、清代的汉学，这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六，中国经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实践性而非纯理论性的道路。中国经学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实践与应用，因此它是过去与现在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因此不论是西方诠释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哲学本身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似乎都可从我国经学为名的经典注释传统里找到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