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坚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 推动北京产业转型升级

王昊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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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演变

北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其功能定位演变，而其功能定位演变主要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面临着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放眼全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仅中国面临着这个问题，欧、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当时，世界上还产生了一门名为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建设，也就是如何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如何从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就是“三化”：一是工业化，即只有走工业化道路才能强国富民；二是资本化，即为了走工业化道路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本投资，且必须是像厂房、机器设备这样能够进行生产资料积累的物质资本投资，必须保持一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必须长期进行；三是计划化，即为了实现工业化、确保物质资本积累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甚至通过关税等壁垒促使国内产品替代国际产品。

我国虽然没有接受发展经济学的指导，但实际上也有一些不谋而合的主张，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工业化，且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包括能源、电力、冶金、钢铁、化工等方面。北京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不如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在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后成为规划的重点。这一时期，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即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所以，这样一个定位促使北京的重工业快速发展。到1978年，北京重工业产值占GDP的比值明显变高，已经成为工业重镇，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一时期，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发展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我们能够发现，经济中心的定位被淡化，这是因为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凸显，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能耗，与首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规划以及相关会议就不再提发展重工业和经济中心了。1982年的北京市第五次党代会则明确指出，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工业，为北京的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我们还提出了国际交往中心概念，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中正式明确下来，再加上“入世”与北京申奥成功，对北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我国在“入世”后产业发展之迅速，几乎呈现为一条比较陡峭的曲线。也就是说，我国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之前比较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第二次工业化的浪潮。我国的制造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也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并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说，我国整体制造业的发展发生了来之不易、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申奥成功促使北京提出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这一理念也成为此后首都经济发展持续坚持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