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纪律建设

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一代代仁人志士奔走呐喊，一种种救国方案轮番试验，为拯救民族危亡进行了艰难探索。只有中国共产党，依靠科学的理论、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重要性，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纪律建设 重于泰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如何在农村站稳脚跟？首先就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要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因此，用严明的纪律规范这支部队，势在必行。

1927年10月初，部队要离开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雏形。10月下旬，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镇突遭地主武装袭击，队伍被打散，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吃了群众地里种的红薯，有的行动散漫，乱拿群众东西的事情偶有发生。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荆竹山向部队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当时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闹革命。这就需要用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来规范部队官兵的行为。1928年1月，毛泽东对部队开展纪律教育时，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毛泽东善于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易懂好记的话语。1928年4月，他规定部队在做群众工作时必须执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条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景有所不同，但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实质都是统一的。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确定其规范表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起来简单，正可谓大道至简、切中要害，因而利于传播、便于执行，被称为“第一军规”。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维护军民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完整的以反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法令是《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非常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

1948年，毛泽东提出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革命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了继续保持军民鱼水关系，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发布了经毛泽东审定修改的《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延续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这个指示也被称作“城市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严明执纪 一视同仁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幽默而又严肃地指出：“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泽东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职位高低、不分功劳大小、不分亲疏远近，坚决带头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并要求对党员要更加严格。

长征途中，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年仅17岁）违反红军纪律，擅自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喇嘛庙，拿了藏民的银元和铜板，师部得到报告后，依照纪律枪毙了他。贺子珍痛失亲人，非常难过，但她强抑住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直到长征胜利，她才诉说此事，作为丈夫的毛泽东知道后，说：“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1937年10月，延安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其打死，被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判处死刑。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的说情，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胜利不得不执行严格的纪律，这一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但革命胜利后，继续执行严格的纪律，会有人不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湖南老家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者介绍熟人来京。杨开慧胞兄杨开智也曾在信中表达到北京工作的愿望。杨开智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回湖南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他曾大力支持毛泽东和杨开慧开展革命活动。杨开慧牺牲后，也是杨开智夫妇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毛岸英三兄弟，并将他们转送上海地下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杨开智又把唯一的女儿杨展送到延安参加革命，湖南解放时才从毛泽东的信中得知女儿已于1941年牺牲。凭杨开智的贡献，他的这一要求似乎并不高，于情于理也说得通。

然而，毛泽东深知裙带之风对新生政权的危害。1949年10月9日，他致电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又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收到毛泽东的电文，杨开智决定留在湖南工作，但又通过表弟向三立，给毛岸英写信，希望在长沙获得“厅长方面的位置”。10月24日，毛岸英给表舅向三立回了1700多字的长信，讲明道理，明确拒绝了舅舅的要求。恋亲但不为亲徇私，毛泽东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

1952年初，“三反”斗争中刘青山、张子善案被揭露后，其上级领导因顾念他们对革命有功，向毛泽东呈请是否可以不要枪毙。毛泽东态度鲜明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

毛泽东爱读史书，他多次提到“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阅读史书时，他格外注重军事家比如曹操、李自成等关于严明军纪的内容，并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创造性地应用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之中。

毛泽东一生多次评说曹操，从1913年到1976年前后跨越63年的著述中皆有迹可循。作为著名军事家，在军阀纷起的东汉末年，曹操领兵统一北方，成为一代枭雄。毛泽东认为曹操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打胜仗、统治区域的经济能够取得发展，跟他注重严明军纪有很大关系。曹操领军征战，有一次刚好赶上麦收季节，他严令将士不许踩踏，违令者斩首。百姓见状，无不称赞。忽然，受田间飞鸟惊吓，曹操的马一下子蹿入田地，踏坏一片麦田。曹操要举刀自刎，被众人劝住。于是，他割发代首。在今天，剪发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否则是不孝，是大逆不道。

李自成也是备受毛泽东关注的历史人物。明末统治者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激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经过18年浴血奋战，终于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政权。但是他没能经受住胜利与执政的考验，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的成败得失，给后人留下无限深思。毛泽东非常赞同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前成功的原因。一是李自成礼贤下士，敢作敢为，作风简朴，“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得民心。二是李自成战术优秀，善于进攻，自己也善骑射，能百发百中。最重要的是，李自成的军队军法极其严格：“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严明的纪律是起义军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1949年3月，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谈及防骄破满问题，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作者单位：董盼盼，北京市西城区史志办；宋传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