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云五色焕华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蒙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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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民族兴。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这么重视文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民族，还是一个文化民族。当我们说到中国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她源远流长的历史，还要考虑她有什么样的文明属性。要知道，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属性界定了一个人的国家属性。也就是说，当说起中华文明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是中国。另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化兴会带动民族兴，反之亦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把它放在了“第二个结合”之下。我们知道，“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中华文明未来发展指引了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来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如何证明？二十四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明末四千多年的历史事迹，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方面。我们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史书了解历史，但在古代，老百姓几乎接触不到史书，怎么知道历史？靠的就是《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启蒙教材，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浅显易懂、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甚至有“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一说。那么，我们来看《三字经》是怎么讲历史的。“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殁。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这里有个大漏洞：《三字经》是的作者是王应麟，但他一个宋朝人，如何得知清朝的事情？据了解，王应麟在编书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只是起了个头，之后历朝历代的学者不断补充。这说明什么？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二十四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将此编入《三字经》，向老百姓普及有关知识。此外，《三字经》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的描述，用的是较为客观的叙事逻辑，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传承有序。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强调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自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数次大分裂后都实现了统一的，世界上仅中国一家。这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原因，可以说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农耕地区发展得越好，中华文明的底子就越厚。我们经常讲，野蛮人打文明人，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最后都会被先进文明所征服。其实大多数情况却是，野蛮人打文明人，最后打没了文明人，消灭了先进文明。那么，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一方面，农耕地区的经济繁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体量大、发展时间长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文明即使经历再多颠簸，也不会倾覆。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创新是中华文明的底色。我们从“经”“史”的角度看，“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魂，“史”是路径。我们先看，“经”是怎么讲创新的。《礼记·大学》中记载了“汤之盘铭”，即商汤时期的盘上铭文，其文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是什么洗手、洗脸、洗澡的用具。古人把这句非常著名的箴言刻在盘上干什么？就是提醒自己，自强不息，创新不已。说到创新，我们今天还经常用到一个成语，叫“革故鼎新”。最早见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思是除去旧的，建立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五经”中的《周易》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我们再看，“史”是怎么讲创新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探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晓古往今来的社会演变进程，以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学说。其中，“通古今之变”强调的是史学家要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史”讲的是历史的变化，而引起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新。

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来看。西周实行的分封制，简单地讲，是一种任人唯亲的制度。天子依据关系远近进行分封，先宗亲，再功臣等，并给予绝对的自主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享有非常大的权力。但如此一来，皇权就被削弱。之后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从任人唯亲逐步发展到任人唯贤。自西周到魏晋南北朝，任人唯亲的特点较为突出，但自隋朝科举制出现之后，任人唯贤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皇帝选拔人才，从考虑亲疏远近逐步发展到考察品行才能，而这也反映出皇权的不断加强。

我们来看两首诗。一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推荐权赋予了乡邑的中正，根据乡里的评价来推举人才。在这个背景下，家里的财富、地位通常决定了官位品级的大小，而这就导致平民有可能永远得不到做官的机会。因此，左思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意思是：长在山头上的小苗以一村粗的茎，遮住了长在山涧底部的百尺高的松树：贵族世家的子弟能登上高位获得权势，有才能的人却埋没在低级职位中。另一首是《神童诗》，原文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科举制出现之后，只要家里花得起二两银子，就能让孩子去读书，因为只消二两银子就能买齐所有读书用品。若是孩子书读得好，还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体现出科举制出现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对古代社会来讲，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对中央集权来讲，皇权进一步加强；对普通百姓来讲，有了做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