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陈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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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探索。因此，现代化探索从一开始就与民族的复兴、文明的赓续紧密相连。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与文明赓续危机

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张之洞则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推动中国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戊戌变法。然而，变法因遭到顽固派的重重阻扰而最终失败。

戊戌变法自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然而，由于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因此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则通过暴力手段推进了现代化进程，成功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这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未能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后，两次复辟帝制的事件使陈独秀和李大钊深刻认识到了孔教与帝制之间的关系。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因此他们提出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这场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李大钊备受鼓舞，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1916年发表的《青春》和《〈晨〉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章中，李大钊强调：“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他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系统比较，认为东方文明是主静的文明、灵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主动的文明、物的文明。他认为中国未来应当追求的是调和双方弊端、吸取优长的“第三文明”，即“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十月革命的爆发加速了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使他找到了实现青春中华和“第三文明”的路径。

历史证明，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必须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