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秋：《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3）

三、王冕弃权贵 才高行洁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显现全书的总体设计。其中，七泖湖边的三个秀才不著姓名，因其是科场士绅的共影，其谈风是科场势利谈之共式。他们所仰望的权势大佬危素，是名节有亏的降臣；他们所羡慕的“县尊”，是“酷虐小民”的时知县之流。与危素、时知县成鲜明反照的是王冕，他信奉仁义，弃绝功名富贵。王冕指出，八股科举不好，因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从系统观念来看，《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不是个体形象的简单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形象体系里的个体，例如一些贤人、奇人和各种肯定性形象，在全书的褒贬对照系统中、在全书的思想主题构筑中，他们具有艺术安排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必须从整体去把握全书，防止碎片化、偏面化。书的前半部主要从贬抑面着笔，写出因热衷功名富贵不讲文行出处而致的人性异化；后半部，尤其是从杜少卿出场起，主要写能够正确对待功名富贵的人物。

四、《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封建统治阶级把它奉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生活在“程朱阙里”徽州的王玉辉就是中了这种弊端的毒，竟然怂恿女儿殉夫。

明中叶后，中华大地兴起了早期启蒙思潮。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鄙弃琐屑的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说自己“麇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辞掉“爵禄之縻”。他在摆脱功名富贵的羁络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个性解放的宣言。这同早期启蒙思潮，尤其与泰州学派是同调的。泰州学派从王艮到李贽皆具“狂”的特质，吴敬梓承继了魏晋名士之风，又沾溉了他们的“狂”，塑造了以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和“市井四奇人”等形象。《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这是以“狂”定义了杜少卿的特质。在封建社会，县太爷是“父母官”，王知县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却不理睬。不久，这位县太爷被罢官了。杜少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前知县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前倨后恭？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的时候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魄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与胡屠户之类势利眼的前倨后恭恰恰相反。杜少卿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娄老爹。吴敬梓以杜少卿的豪举对照范进、周进等辈的窝囊愚昧，以及种种不良世风，提倡豪杰精神。

从《儒林外史》这部书可以看到，自由平等的思想，不是从西方舶来的，胡适先生称赞，“这是真自由，真平等”。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均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说明吴敬梓确是那个时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伟大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