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与殖民的态势，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内在反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主”“科学”启蒙来改造国民性，并结合实际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这场运动的基调是以新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明确的历史任务。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器物、技术到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为此深切反思国民性，谴责资本现代性的文化沦落，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否定中强调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塑造新文化，作为开辟现代化新路的精神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早期，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均提出明确的文化发展主张。前者认同西方现代化道路，认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所以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反思。后者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精神生活受到的影响，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追溯历史和文化，欲以“本心仁性”安身立命，进而融合西方文化的长处。其中不乏以现代意识重释中国古典观念的探索，但对文化发展基本上持一种超历史的态度，体现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形成的文化史观。上述两种观念之弊为有识之士所见，恰如张之洞所言：“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新文化运动将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决意在与“旧我”决裂的过程中寻找真理，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引擎，但因急于更新而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缺乏辩证的分析。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唐克镇拍摄的黄河九曲第一湾落日。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批驳“倒果为因”的文化史观，意识到文化深层次变迁从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当代新儒家倡导的现代新乡村建设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强调“人生向上”，坚持“民族立场”，但很多措施并未得到农民的欢迎，或可视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将“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固态性的“给定物”，以不变应万变，没有认识到民族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存在，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可以说，当代新儒家实现“乡村自治”的主张是空想的，也无助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恰如瞿秋白所言：“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在这场实际的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既要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师夷长技”，因而是一种双重变奏。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并加以继承，在不懈奋斗中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形成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逐渐得到重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取向得到强化，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例如，当代哲学家贺麟在彻底把握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以黑格尔主义方式重新论证了“心外无物”，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力图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他在《新事论》中“融贯唯物史观之说以讨论文化问题”，认为“一时代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时代之文化等，甚有影响，此诚无可否认”。可以说，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用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归纳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将其上升为理论认识，逐渐成为学界文化研究的一种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持续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源于中华文明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映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传承发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人们的实践创造是在承继历史的前提下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文化传承发展并非复古泥古，而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不仅存在于典籍和文物中，而且流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文化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日益强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今天，中西文化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