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在现实情境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鸦片战争及其后百余年间，中国遭到西方坚船利炮侵袭和外族铁蹄践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法制社会组织土崩瓦解，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东方社会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被迫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联系，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是一种生成着的实体，是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体系，是面向未来流动的活水。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清末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产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力量，国民的文化信念因之而不振，这时遭遇的正是资本现代性扩张造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虽然在16世纪中国就有现代化的萌芽，商业和市场一度有扩大之势，经济繁荣程度至18世纪曾达于高峰，但因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迟滞，封建专制与保守思维固化，从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不得不“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和技术开始，以“求富”“求强”为目标，加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洋务派思想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但这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运动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甲午海战的惨败表明，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随后的戊戌变法，维新派思想家试图从制度变革层面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他们以“托古改制”为旗号，倡导君主立宪制，强调以工商立国，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改进军事装备。这场变法运动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掀起了“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激发了人们改制求变的信念，形成与封建思想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维新派塑造的孔子“改制立法”的形象缺乏足够的根据，即使在开明人士中也未能得到认同；同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和少数官僚，采取一系列冒进措施，没有可以依赖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对新政体的期待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要求，百余天后就被当时掌握实权的守旧派扼杀了。

其后的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境况中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颇为不易，需要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存在形式，任何调和或改良的思路被历史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振兴中华”的呼声唤起了爱国志士的斗志，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次“亚洲的觉醒”。这场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社会习俗除旧布新，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未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没有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停留于小农经济体制，没有改变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境遇，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了，这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了从器物、技术、制度到文化的一系列艰难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