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艰辛道路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
关于艰辛道路的探索,我们首先可以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以及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他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理想、理论,但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关键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在哲学上提出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上提出剩余价值学说;三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即1917年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讲的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四是斯大林模式,在1924年至1953年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并被学习、模仿,变成一种模式,即片面性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开始时有其合理性,但负面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明显;五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这里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讲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
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我们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成果,体现为两篇文章和一次大会。两篇文章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次大会是1956年党的八大。
《论十大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论十大关系》,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写作背景,即1956年。这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可谓“多事之秋”。其中,1956年的国际背景主要是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其影响既包含正面的,也包含负面的。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代表们返回克里姆林宫并作出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揭了盖子、捅了娄子”。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掀起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引发了波匈事件。1956年的国内背景主要是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完成了“一化三改”,召开了党的八大。1956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同志用了43天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最终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二是思想主题,即以苏为鉴、以苏为戒。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其中的关键字是“鉴”与“戒”,而文章的主题也特别明确,那就是不要照搬苏联模式、少走苏联的弯路,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基本内容,即十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听取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军事、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方方面面,被毛泽东同志高水平地总结为十个问题。其中,主要涉及经济的有: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东、中、西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就是经济预算与国防预算;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也就是国家、集体与个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等。主要涉及政治的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和非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也就是敌我矛盾;是非关系,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外开放。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优点都要学,但是短处、缺点不能学。
四是哲学思维。文章特别指出:“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五是文章发表。讲话是在1956年4月,但是一直未公开发表,其中有两次机会建议发表,而毛泽东同志表示还在探索的过程中、还不成熟,不宜发表,可以作为内部文件。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才全文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六是重大意义。可以说,相较于遵义会议是开始独立自主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十大关系》则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即以苏为鉴、以苏为戒,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游客在正阳门箭楼前的前门大街参观游览(12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党的八大是从1956年9月15日至22日,开会的地方就是全国政协的礼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化三改”也完成了,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了,那么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成为对我们党的一个考验。这是因为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特别清晰的,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就是两军对垒、敌我分明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一化三改”时期的主要矛盾也是很清晰的。所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党的八大讨论的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有三种提法,比如从先进落后的视角出发的提法有: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因为一些原因都未被采纳。第三种提法的思维方式、叙述方式则一直沿用至今,即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需要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是人民,且把人民和需要联系在一起,表明是从人民的需要出发的,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二是不仅讲了经济,还讲了文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三是预估到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需要是迅速发展的,以及正视了不足。此后,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叙述方式,便有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大雪覆盖的故宫一角(12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话发表。文章主要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后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同志南下途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话讲的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年又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二是基本要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个要用专政的方法,一个要用民主的方法,所以要采用人民民主专政;二是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
三是主要方法,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总原则,是团结—批判—团结,这是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二是出发点,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三是文化方面,要遵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四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
四是哲学思维,主要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矛盾认识。其中,具体矛盾是指《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经济、国防、沿海、内地等;主要矛盾是指党的八大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矛盾是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同时特别阐释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说,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具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起始于西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要经历“追赶”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即“跟跑”,属于“追赶型”。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从“追赶”到“超越”,是中华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的求索和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就专门论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同志都强调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相关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也多次论述要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建设的条件。于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发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其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代表作。毛泽东同志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后一节集中讲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相关内容。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关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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