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联合政府》等文章，阐述健全民主集中制、通过加强群众监督以惩治腐败和破除官僚主义的理论构思，并领导建立司法制度，完备民主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检举权利的实现。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都要发扬“两个务必”的作风，接受人民监督。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贯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主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的官僚主义作风，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和检举，防止党内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要求党政干部革除特权思想，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2）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同志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强调要拓宽党政事务的公开形式，以便更好地接受人民监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和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论述党为什么要接受人民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议题，认为位居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威信很高、权力又大，一旦犯错误，波及面和消极作用会很大，为了尽可能不犯错误，就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否则，就极易产生片面性，非犯错误不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推进人民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的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人民有权依法进行弹劾、控告以及罢免和撤换。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等党纪国法陆续出台，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监督体系。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党重视人民监督的优良传统，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此后，人民监督的方式与方法不断丰富，除改进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监督职能外，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式监督网络也在持续健全并产生影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将人民民主和监督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专章论述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力度，提升领导干部接受群众监督的自觉性，为群众进行监督和评议畅通渠道，决不能以“批评”抵制批评。

在实践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提高群众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将群众力量深度嵌入权力监督的制度设计中，推动群众监督制度与巡视制度的融合共进，出台《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政策文件，推动了人民监督落到实处，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二）关于第二个答案

对于我们党来说，人民监督是聚焦于外部约束的他律，强调靠外在力量来管住自己。不同于西方政党是内生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型政党，它不是从现代国家内部衍生出来的，而是在外部条件刺激下产生并壮大起来的，走的是先有现代政党尔后有现代民族国家即“以党建国”的独特历史道路。

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宿命，其共同原因是执政者自身腐朽无能，自己又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终致改朝换代。基于此，新时代破解历史周期率，要坚持内外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更要“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其所内含的三重意蕴诠释了自我革命何以对我们党如此重要，何以成为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

第一，自我革命内含马克思主义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的批判精神和无产阶级立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具备革命属性，不仅推行“刀刃向外”的暴力革命，而且强调“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在实践中继承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自觉接受“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并且进一步生成历史主动精神，实事求是地把握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