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地区在建党早期的红色志记

研究海淀早期之红色志记，上要着眼北京、中国、乃至以世界大势之变迁与联系去展开思考。下则要立足本区域特点和红色历史的本真，对海淀革命的每个片段与侧面，不轻薄不教条。才能使海淀革命的历史面貌不会随时间之流逝而误读与淡忘。1840年后，中华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矛盾，空前尖锐。不仅国运面临倾颓之危，载誉千年之文化也备受激荡。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变革举动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固有弱点注定其无法根本解决上述两大矛盾，而无法达成其“振兴中华”之目标。整个国家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新的力量和新的文化来带给民族希望。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在1920年开启了海淀红色历程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的海淀，一方面拥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专院校，一方面又保持农村地区的旧有风貌，即拥有思想敏锐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有积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革命实践的独特条件。这些都是党的组织与革命活动能够长期在海淀地区坚持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专团支部、碧云寺中的西山党支部、一二九运动的队伍。都记录着海淀地区奋斗与荣光的红色志记。

海淀地区早期革命活动

因为有乐于接受新思想的新锐知识分子和周边大量农村地区的存在，海淀早期革命历史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海淀地区革命活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早期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海淀地区开展活动；其二是思想运动与农村实践结合早；“农专”团支部与其后的农大党支部，有效组织了海淀地区农民运动。其三是著名革命家多，邓中夏、陈毅、彭真、胡乔木等都曾先后在海淀工作学习，而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也安眠在京西的万安公墓。其四是做出的革命牺牲大，无论北洋政府、日伪政权还是国民政府，都在北平投入了极强的统治力量。北京及海淀党组织先后遭受多次破坏，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五是活动产生的影响大，海淀地区的革命活动长期坚持，红色历程从未间断，并组织过一二九运动、平西抗战、“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等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力。从此五点展开思考有助于准确把握海淀地区早期革命历史之大观。

马克思主义在海淀地区的宣传与党的组织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北京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逐步认知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1919年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被迫避走上海，在李大钊护送其去沪的途中，二人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并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参加学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蔡元培借了北大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为办公室，一为图书室。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也有说“亢慕义斋”为德文“DasKommunistscheZimmer”（共产主义之室）的音译。

当时之北大尚在沙滩之红楼，尚不能算海淀直接之革命史迹。但与研究会几乎同时成立之平民教育讲演团很快就深入罗道庄等海淀农村地区。海淀地区的红色先声由是而生。1920年3月14日，邓中夏、杨钟健被选举为总务干事，决定“除城市演讲外，并注重农村演讲、工场演讲”。4月初，邓中夏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到罗道庄、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等地演讲。

北京党组织建立后，1921年夏，在邓中夏的指导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这是海淀地区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组长杨开智，成员有乐天宇、姜文孝。研究小组在农专附近的公主坟、什邡院、小井、大井及大瓦窑等村庄开展调研，传播革命理论。1922年1月，在邓中夏建议下，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农专”团支部。农专团支部依托“农业革新社”做了大量农村组织工作。

1922年下半年，北京西郊香山碧云寺中法大学建立中共西山党支部，亦称中法大学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为肖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海淀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23年11月，当时在中法大学读书的陈毅经颜昌硕、肖振声介绍，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年底，陈毅担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其后，陈毅在香山宋氏别墅成立了“西山文社”。并作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同时担任学联的党团书记。在此期间，陈毅较长期配合李大钊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1924年1月，中共北京地委决定，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全体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建立农大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乐天宇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海淀地区党史的重要组织建设之一，进一步确立了农大在海淀区早期农民革命斗争策源地的地位。其后，农业大学党支部，在大瓦窑地区发展了小学教师张永祥入党，他是西郊第一个入党的农村党员。西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公主坟支部，支部书记马芝堂。紧接着又成立了大瓦窑支部，支部书记张永祥和罗道庄支部。三个支部共有党员十余人，在后来的农村政治运动中，都起到了组织发动和领导带头作用。

1925年底，中共北京地委设立西部委员会，委员三人，乐天宇任书记。下设中法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女师大、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蒙藏学校、中国大学、西直门火车站、农业大学特别党支部等十几个党支部。

1926年是海淀地区大中院校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时期。先是该年夏天，燕京大学迁入西郊成府地区新校舍，燕大中共党支部的活动也随之转至海淀地区。11月，清华学校党支部建立，支部党员3人，王达成任书记。据王达成回忆：1926年11月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个工作，„„到清华前，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向我介绍了清华的两个党员，一个是雷从敏，一个是朱莽，这就是说，我来清华前，清华只有这两位党员。我到清华后，陈为人通知雷、朱两人到我房间开个会，把我们3人组织了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我为支部书记。当时我也没有打听雷、朱两人是何时、在何处入党的，这就是清华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过程。年底，北京香山慈幼院学生党支部和教师党支部成立，书记分别为白坚和张秀岩。

根据西郊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离市区较远的情况，中共北京地委决定成立中共西郊委员会，据王达成在《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记载，当时称西郊部委，后改称西郊区委，书记、组织部长由燕京大学书记戎之桐兼任，王达成任宣传委员。领导清华学校、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教师和学生等党支部。海淀支部、香山特别支部、农业大学特别支部均由中共北京地委直接领导。农业大学特别支部辖3个农村支部：公主坟支部、大瓦窑支部和罗道庄支部。

1927年至1930年因为大革命高潮和之后的国共分裂影响，安国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北平政府加强了对北京及海淀地区共产党的镇压。不仅革命领袖李大钊牺牲，而且市委及西郊区委屡遭破坏，党的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低潮期。

李大钊牺牲后，1927年9月，北京市委改组，下设东区、南区、北区、西区和西郊区五个区委及环城党组织。各区委书记均由市委委员担任，西郊区委书记许锡仁。区委机关设在燕京大学。不久北京市整个地下党组织及西郊区委均遭严重破坏，许锡仁被捕叛变。

1928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派王仲一、张金言、李希逸来北京帮助恢复建立党组织。2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在燕京大学召开改选代表大会。市委书记由李希逸代理,后由张晁尼接任。市委机关设在燕京大学。市委下设东区、南区、西区、西郊区4个区委。西郊区委书记由郑丕烈担任。区委机关设在海淀镇前辛庄8号。4月上旬,中共北京市委及所属各区委、团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张晁尼等被捕牺牲，西郊区委书记郑丕烈侥幸逃脱，避走天津，区委委员唐振庄、张珍、刘文重、张世兴等被捕。中共西郊区委损失惨重，至1930年8月前再未建立中共西郊区委。海淀各支部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0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海淀地区党组织进入艰苦的恢复期，这一时期的海淀地区党组织因全党“左”倾错误的影响，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组织反复遭受破坏，但也在困难中屡次重建。仅有史可查的自1930年9月，中共西郊区委重建起，先后在1931年6月、1933年4月和1934年5月遭受破坏。又分别于1932年5月、1933年5月、1935年12月重建区委。在困难中，海淀地区党组织领导和参与了大量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公葬“三一八”牺牲烈士、李大钊公葬游行、“红五月”、一二九运动、人力车工人游行等。在组织上，领导了海淀人力车夫支部，发展了燕大平民小学支部和清河制呢厂支部。时任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1936年8月到清华对党员和民先骨干做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黄敬、郭秋明等在1935年在玉泉山筹备黄河水灾赈济团体；胡乔木于1931年4月任共青团西郊区委书记。

海淀地区早期工农运动

如前所述，海淀红色印记，正是源起于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罗道庄等海淀农村地区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20年5月，位于北京西郊罗道庄附近的北京农业专科学校醒农社编辑出版《醒农》杂志。

“农专”团支部成立后，刘伯庄转达李大钊指示，要求团员们都要做农民工作，每个团员必须同附近农民说一次话，广泛同农民群众交朋友。农大学生出校门就是农村，开展工作很方便。有的团员每天只上两个小时课，其余时间则做农民工作，去农民家中谈话。农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不平之事，农民同地主有什么斗争等等，一一记了下来。

1922年9月，“农专”团支部组织成立了“农业革新社”，是以改革农村为宗旨的群众性公开团体。作为团的外围群众性组织，积极吸收附近农村农民入社。团支部8名团员为基本发起人，最多时发展到80多人，后又邀请附近农民100余人参加。“农业革新社”在海淀地区的公主坟、朱各庄、八里庄等地兴办了农民夜校。并每年举行农民同乐会，组织游艺、演讲活动。

1923年农专团支部又发动周边农民募捐，救助“二七”惨案的遇难者家属。

在支持五卅反帝斗争中，1925年大瓦窑党支部会同公主坟、罗道庄党支部，组织农民300多人，去天安门参加“北京各界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大瓦窑支部书记张永祥代表农民登台演讲。会后，时值流氓数人“上前寻事，竟加以侮辱”，张永祥被打伤。《晨报》报道：“数流氓系某国人所扮，或云系某国人所指派。”北平党组织慰问被打伤农民，并赠送张永祥所在村——大瓦窑农民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为民先锋”四字。6月中旬，西郊农民3500多人举行大会，决定每户出麦子5斗，以援助上海工人。西郊自罗道庄至卢沟桥一带几十个村庄都建立起外交后援会。该年底，公主坟、罗道庄、大瓦窑、大井、小井等村庄，纷纷建立了农民协会。

1926年3月18日，北京西郊罗道庄、卢沟桥一带农民1000余人，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会同北京各界共5000余人到天安门参加“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并到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到事先埋伏的士兵射击。史称“三一八”惨案。其后，北京农业大学党组织遭到破坏，西郊农民运动也因此遭到一次大的损失，转入一个低潮期。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求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正在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提出，1928年后国际革命形势已进入第三期的“左”倾冒险错误理论。而中共党内“左”倾冒险错误、盲动错误也长期没有得到完全纠正和肃清，虽有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当时党内依然广泛存在照搬苏联经验，意图通过冒险行动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寻求突破的机会主义思想。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第70号通告，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分析，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海淀地区的工农运动。较有代表性的有，1929年10月，北平数万人力车工人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镇压，斗争领导人海淀地区共产党员贾春山等人被捕，不久被害。1930年，北平地下党组织在西郊召开农民大会，大批贫雇农参加，会议通过了苏维埃十大纲领，并决定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这显然与当时北平郊区现实情况不符，暴露了力量，也未能取得成效。

海淀地区革命早期几个重大事件

海淀地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的重要革命策源地，有很多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钩沉。

1.参加孙中山治丧活动。

海淀地区党的组织建立后，参与的第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孙中山治丧。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共商国是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经多方政治势力角力后，确定4月2日出殡，停灵地由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迁至海淀的香山碧云寺，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被推举为孙中山举柩24人之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等大中专学生1000余人参与护灵。地处香山的中法大学，在学校中共党支部领导下，该校学生组织了“中山先生迎丧会”和挽灵队，直接挽灵护送中山先生灵柩至碧云寺。

2.公葬“三一八”惨案烈士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舰在大沽口不依据时间和约定入港，并蓄意挑起事端，与驻守大沽的“国民军”发生冲突，日舰被逐出。史称“大沽口事件”。事后日本军国主义颠倒黑白，并联合《辛丑条约》关系国英、日、法、美、意、荷、比利时和西班牙八国公向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施压。执政府软弱屈从于八国通牒。3月16日，李大钊指示中共北京地委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大规模抗议斗争，抵制第二个“八国联军”。1926年3月18日，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埋伏的执政府卫队射击，造成47人遇难、199人受伤、60余人失踪。史称“三一八”惨案。在惨案三周年之时，1929年3月18日，北平近万人在圆明园“九州清宴”举行烈士公祭，并建“三一八烈士公墓”纪念塔。死难烈士47人中，有22人葬于此处。墓园面积100平方米，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

3.李大钊公葬活动

李大钊1927年4月遇害后，一直停灵在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4月初，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及其子女来北平联系党组织，准备料理李大钊后事。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组织隆重的公葬活动以告慰先烈唤醒民众。活动确定以民间风俗的公开形式，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和北平文化总联盟牵头，具体工作由河北革命互济会负责，并确定海淀地区的万安公墓作为烈士安葬地点。1933年4月23日，公葬仪式在妙光阁浙寺举行，仪式得到了地下党员、团员、革命青年、李大钊生前友好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捐助支持。仅知名人士就有鲁迅、范文澜、黄松龄、李四光、易培基、蒋梦麟、胡适、钱玄同、何基鸿、傅斯年、许地山、刘复、周作人等数十人。在哀乐和《国际歌》声中，李大钊的红色棺椁起灵向万安公墓进发。活动虽然制定的公开隐蔽的方针，但在实际活动中出现了左倾问题。根据当时活动担任纠察队员的李正文回忆：队伍呼喊“李大钊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并试图在西单十字路口召开群众公祭活动。游行队伍被国民党警察和宪兵冲散，数十人被捕。送葬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后，原为李大钊准备刻有红五星和镰刀斧头墓碑，因形势所迫，与李大钊棺椁一同埋入墓穴。直到1983年重修李大钊烈士陵园时，才重见天日，并安放在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