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献金暴露美国制度性腐败

2022年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对非营利组织单笔捐款引发广泛关注。过去两年时间里，电子制造业大亨巴雷·塞德通过股份捐赠的形式，向保守派活动家伦纳德·利奥控制的“大理石自由信托基金”捐款16.5亿美元。这笔“黑金”不仅通过股票转让的方式成功避税近4亿美元，更扰乱了美国选举与政治生态，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

美国的政治权力来自资本，也服务于资本。政客表面上依赖民众的支持，实际更依赖于财阀的捐助。在真正的初选之前，竞选人就必须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竞选资金，即所谓“金钱初选”。而富豪精英与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对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资金投入，将其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权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推广个人政治偏好。正如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的“经验之谈”：“在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此外，美国政客“入则为官，出则为商”的“旋转门”机制，同样体现了金钱政治对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蚀。拜登政府高昂的军事预算就与国务卿布林肯、情报局局长海恩斯等决策成员的企业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害，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限制了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此后，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种种限制却形同虚设，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而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更是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使得美国进入“新献金时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不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资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过去十余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万美元的捐款逐渐变得司空见惯。塞德本次16亿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时代的“里程碑”，不仅将政治献金的数额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还意味着超级富豪与利益集团将更多“借道”非营利组织，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对竞选资金监管的放松，使资本对选举的干扰更为严重。美国选举成本连创新高，2020年大选总成本接近140亿美元，是2016年大选支出的两倍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在“黑金”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的美国政客，必然会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推动为富人减税的公共政策，阻止任何旨在削减经济不平等的公共财政支出或管制的努力。而这些官员退休后又会成为游说者，许多退休参议员的薪水高达七位数。资本、政客与美国式民主制度，共同转动了“政商旋转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不平等，被转化为影响选举和立法结果的政治不平等。

金钱政治深入影响美国整个选举、立法和行政过程，系统性扭曲了美国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虽非政客直接收受贿赂，但这种资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蚀，使两党与政府都难逃沦为富有阶层保护伞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相。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