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德挺：贯彻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7）

3.“治”与“调”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领域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注意到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北京市各级干部也要对治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报告对治理问题非常关注，比如，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首都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等。

（1）治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关于治理问题谈了两个方面：一是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二是从精治、共治、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入手。

那么，如何精治共治法治上理解城市治理？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发布，其中讲到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五个重要方面。一是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领导干部要学会与理论对话。举个例子，西方治理理论的一个流派认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存在一定的关系，其中，要让社会建设自行发展，不要对其进行干预。但在我国，我们要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对理论的提炼和思考。我们要回答的是，在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在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当中提炼。二是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三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是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五是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也就是自治、法治和德治、智慧治理三个方面。报告也强调了这一问题，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梳理学者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思路，我认为有五个重要方面：一是厘清治理概念，有学者提出要将礼治文化传统嵌入社会治理概念中；二是面向治理转型，有学者提出要从效率优先转向凝聚共识；三是完善治理体系，有学者提出“一轴多元”概念，推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四是增强治理能力，有学者提出要在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综合治理上协同发力；五是推动治理实践，着眼“三治结合”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处理好基层社会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

北京，作为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怎样实现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对此，北京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有效机制——接诉即办。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再到“未诉先办”，最后形成主动治理，通过接诉即办“每月一题”，聚焦12345市民热线反映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每月围绕1个主题、选取2－3个具体民生问题，明确一个市级部门牵头负主责，相关单位协同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定好时间表、路线图，扎实办好一批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这也是通过大数据支撑，更好地实践智治的典型。

我们再来看大台街道。在北京市2020年“接诉即办”成绩单中，门头沟大台街道位列全市街乡镇平均综合成绩第一。大台街道是全市面积最大的街道，也是全市唯一的山区街道、矿区街道、林区街道。在实地调研时，我们发现大台街道的山区、矿区、林区道路都非常干净，大台街道干部介绍了他们探索形成的“五户联治+平安户长”自管模式：把五六户编成一组，选出一个户长，大家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大台街道通过探索，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不禁让我想起，士绅在清代基层治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怎样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治理基因”，并和当前的治理结合起来，这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北京非常关注“七有”“五性”，注重运用数据发现高频共性问题，找到“未诉先办”主动治理的路径。比如，在“七有”中，关于劳有所得方面，很多人反映拖欠工资问题，那么相关部门就要聚焦这个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在“五性”中，关于多样性方面，很多电话数据反映网络购物的质量问题，这些数据都值得我们关注。怎样围绕“七有”要求和市民“五性”需求，更好地满足老百姓需求，这是未来我们努力奋斗的方向。

（2）调理

梁思成曾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2021年8月发布的《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在六类地区进行城市更新，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和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房改建和简易楼腾退改造，老旧楼宇与传统商圈改造升级，低效产业园区“腾笼换鸟”和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城镇棚户区改造。怎样用好社会资本、社会力量促进城市更新？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社区微花园”的一些案例，比如史家胡同、常营小微绿地等，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们根据专业所长，通过“社区微花园”改造，点亮我们身边社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