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2）

耿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二、数字时代考古文博知识公众传播的喜与忧

（一）从“啊？”到“哇！”，新传播手段帮助考古“破冰”出圈

大约20年前，相较于文学、经济、法律等专业，考古学俨然是一个“冷门”专业。如今20年过去，再谈到考古学专业时，大众的反应从“啊？”变成了“哇！”。这意味着人们对考古学专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年来从国家到公众对考古文博的重视，以及考古文博知识在呈现方式上日趋多元化。

近年来，考古文博知识的公众传播形式日益多样，其中包括电视节目、虚拟展览等不同形式。多元化的传播形式为考古文博知识的传播带来了新效果。比如，在央视大型文博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中，南京博物院的馆藏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由“守护人”讲述了国宝的“前世今生”，重现历史人物和场景。节目播出后，南京博物院的客流量大大提升。

这类节目通过综艺和文博知识相结合的定位，让年轻人发现约会除了吃饭、看电影之外，还可以逛博物馆。这类文博综艺节目将改变人们对国宝的固有观念，即文物的衡量标准不是只有等级或者精美程度，而是寻找过去和今天的连接，寻找我们审美的历史渊源。换句话说，这些文物不是只能冷冰冰地放在博物馆里，要思考它与今天生活的内在、有温度的连接。

此外，可以借助视频看到文物不被公众注意的细节。比如，河北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彩绘散乐浮雕，擘箜篌的手部展现出古人是如何在石板上表现透视的。艺术家浅浅地刻下去，以简洁、传神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石雕如何表现透视。文物的细节在不知不觉中打动我们，我们却未必注意到，而视频可以详细呈现其中的精妙。

（二）技术日新月异，考古知识传播也要跟上变化

在大众对考古和文物热情翻涌之际，考古文博知识公众传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技术，旧思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需要对文物的解读跟上技术发展。遗憾的是，某些时候我们对文物的解读没有跟上技术的进步。

二是考古“热”中的“冷”思考。新冠疫情期间，线上展览成为趋势。疫情消退后，大家重新走进博物馆，那么线上观众的热情就会下降。如果线上展览只是作为线下的替代品，那么二者最后并不能长期共存。为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基于新技术产生新的内容解读方式，而不是“新瓶装旧酒”。

三是考古文博知识公众传播仍需“破圈”。现在，公众对考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猎奇层面，例如关心文物被发现的瞬间，但这并非考古的整体。考古是通过地下发掘的过程来探寻古人社会的面貌。考古学不只有浪漫，也有严谨的推理。短视频会让受众喜欢快速获取结论，但得出结论之前需要有逻辑的链条。如果这个过程被过分压缩甚至没有展现，那么受众就不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产生的。从这一层面来讲，考古文博知识的公众传播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四是人文科学知识普及要摆脱“单打独斗”。如何把考古文博知识传递给更广大的受众，以及如何体系化向公众传播考古文博知识，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公众传播绝不是简单地把考古文博知识的课堂内容搬到舞台上，而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和知识背景，因为知识是分类分级的。这也是知识传播者对受众的尊重。

（三）借助数字技术，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当前，在博物馆的发展中数字技术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成为数字技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比如，博物馆中陈列着三面铜镜，尺寸、纹饰不一样，在灯光的映衬下它们很美，但观众很有可能没有真正了解这些铜镜在过去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第一面铜镜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在一个漆器盒里发现的，它可能是墓主生前梳妆用的。第二面铜镜很大，直径有44厘米，是几年前在南京一个宋代墓葬里发现的。经过复原发现，这面铜镜应该是拴在墓顶部的，可能与当时的丧葬习俗有关。第三面铜镜是在安徽怀宁唐墓出土的，这面镜子由两半拼成一个完整的圆形，上有龟鹤图案。经过研究发现，这是在一对夫妻墓葬中各放了一半镜子。

如果这三面铜镜在博物馆里同时陈列，观众恐怕很难想象其最初来自完全不同的使用背景。但是，数字科技可以为我们创造“穿越”回古代的虚拟场景，让我们更好地贴近古人。

左手是历史、右手是未来，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历史、展望未来。数字科技把过去和今天连接起来，使我们面对更加完整、全面的社会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