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理念意义上、思想意义上的政党,其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不是物质的组织结构,而是思想、理论、精神的面貌。从理论的角度或思想文化的角度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充分的思想理论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民族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力量,必然要进入社会实践的领域,即没有精神的启蒙、觉醒,就不会有组织的行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代表着一批中国社会最具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世界视野上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为中国人找到了准确的历史坐标、时代坐标与精神坐标,即和同时期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中国的落后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且对这种落后进行了反思、批判,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在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起到的民族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举起火把、照亮黑夜的人,让中华民族第一次在现代的光芒中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从而有了属于现代民族概念上的忧患、反思和行动。
最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蔡元培“三顾茅庐”把陈独秀请到北京大学,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掀起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新观察、新视野、新思想、新观念、新批判。正因有了新的文化,中国人才能从长期的危机中回过神来,才懂得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潮流趋势,才懂得主动建立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使中国人具备了民族的能动意识、主动意识。
这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族精神领袖、文化英雄是伟大的,但是光有民族的历史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有行动,要有现代化的解决方案。恰恰是在对解决方案的探索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发生了分化。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走向了社会实践的领域,由文化批判进入社会批判的阶段,并且这种对社会的批判是富有成效的,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有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变成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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