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学党史】延安为什么会成为数万青年向往奔赴的抗日热土（4）

（二）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

面对民族危亡，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驱使其走向延安。忧国忧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品质，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这一情感品质已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制约与影响知识分子思想及行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饱经内忧外患、敢于反叛传统、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具有忧国忧民的这一爱国主义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一地的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就有35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67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94个。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条以自身为主体的救亡道路。抗战全面爆发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毅然奔赴延安，这是忧患意识、爱国情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急剧的、必然的反应和取向。

与此相适应，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从士大夫的“进则仕，退则隐”的处世态度，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的救世意识，以及毛泽东一代知识分子的“谁主沉浮”的治世雄心，均承续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品性。在救亡图存的严酷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既定的经世目标，而与工农大众一起肩负起抗日救亡的时代重任，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救亡图存，就是抗战。可以说，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

（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使广大民众和知识青年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

从实践上看，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上海青年李仁寿（音）曾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我们也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的方针，并躲到了重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

（四）边区建设的成效和影响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颇为自豪地说：“这里（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而有的是信仰、理想和民族的希望。

1937年5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从而带动所有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民主政治建设。1938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940年3月，我们党开始建设“三三制”政权。在选举中，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并且采取“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等方式，以满足不识字者与识字不多者参与投票，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在实际效果上，严格落实“三三制”，中国共产党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自己选多了，就主动退出。这一系列做法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对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五）积极的知识分子政策

女作家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在1944年《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认为陈学昭当时讲得对，并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武两个战线”的思想，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他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曾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全民族抗战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逐步得到纠正的形势下，伴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走上正轨。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随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

1938年1月，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王若飞发表了《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一文，号召学生们到陕北公学学习，因为“这里是要造成能够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干部；这里教的完全是适合于目前抗战迫切需要的知识；这里的环境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区域”。中共以抗战相号召，对于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报告，从革命斗争需要的角度，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12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而且“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指示：“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策使国统区的知识青年打消了顾虑，是促使他们作出西行决定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和抗战的需要，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主义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总之，抗战时期，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体现了我们党的统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