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2）

二、《贞观政要》作者吴兢的为人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是一个正直、敢于执笔，非常有责任心的史学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记载，特别是《旧唐书》中绝大部分的基本史料素材都出自他的手笔。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参加编写唐史的，年纪三十左右。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经他主要修撰的有《则天皇后实录》《唐中宗实录》《唐睿宗实录》。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为了保留本朝历史真相，他开始私撰国史。开元十四年，他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由此可知，吴兢是一个对唐代前期历史非常了解的史官。

关于他的正直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则天皇后实录》中记载了一件事：武则天的宠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诬陷宰相魏元忠，以高官利诱张说做伪证，张说答应了。宋璟、刘知几等人听说这件事，苦心劝张说千万不能党邪陷正，成为武三思的党羽陷害忠良。等到在武则天面前对峙时，张说回心转意、据实以告，说一切都是张氏兄弟逼他做的。基于史官的职责，吴兢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在《则天皇后实录》里。后来张说成为宰相，并监修国史，看到史馆中的记录。他知道这是吴兢写的，但不好意思直说，就跟吴兢说刘知几在史书里故意抹黑他。吴兢马上解释说，不是刘知几写的，是他亲笔写的，并且当时的底稿还在他手上。张说见暗示没用，就私下找吴兢，希望他能换个写法。吴兢说：“若取人情，何为执笔”，坚持不改。张说也没有办法，吴兢不肯改，他自己去改更说明他心虚，所以这一史实被留了下来，吴兢因此得罪了张说。不久，吴兢因父亲去世离开史馆回家守丧，张说借机启用他人顶替了吴兢。唐玄宗知道吴兢是个人才，当吴兢回归朝廷后仍命他修史，只不过不跟张说在一处了，吴兢在集贤书院修，张说在史馆修。

吴兢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史学家，并且对唐代前期的历史非常熟悉。《贞观政要》是他根据国史旧本编撰的，从这个角度说，人们都愿意相信它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他在书的序言中表明了编书的原因，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是前无古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换句话说，《贞观政要》反映了贞观年间的人伦之纪和军国之政。吴兢认为，一个国家若想长久存在，只要好好读《贞观政要》，择善而从，就能实现。

三、《贞观政要》的结构和基本内容

《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以君道为开篇，以慎终作终篇，这一结构说明了吴兢的用心良苦。

《贞观政要》的第一卷至第四卷讲君道和政体，第五卷和第六卷讲社会公德和从政要求，第七卷至第九卷讲治国决策，第十卷强调慎终如始。其中，第一卷的第一篇《论君道》是全书的纲。

（一）贞观君臣治国的四大理念

从前三卷和最后一卷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贞观君臣治国的四大理念：一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二是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三是坚持君臣共治；四是强调慎终如始。

1.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这一思想基本贯穿整个贞观时期。《贞观政要》务农篇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体现了唐太宗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思想。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暴发蝗灾。古人迷信，传说皇帝吃蝗虫可以灭灾。大臣们都害怕吃蝗虫会吃坏身子，劝唐太宗不要吃。唐太宗却说：“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我盼着把蝗灾转移到自己身上，还忌讳什么疾病吗？

贞观四年，皇太子成年，根据礼仪传统规定，在二月份行成人礼。举办成人礼要追加仪仗，这个活儿需要摊派给很多民夫来干。唐太宗提出，二月正是春耕备耕最忙碌的时候，不适合举行成人礼，改到十月为宜。太子太师认为，二月份是最吉利的时候，改到其他时间恐怕不够吉利。唐太宗不为所动，他表明，农时不可失，办事合理就是最大的吉利，坚持改变了占用农时的礼仪制度。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米价下跌对侍臣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意思是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没有收成，那么百姓就不再相信国家。恰好粮食丰收，米价却下跌严重，必须厉行勤俭，不能奢侈浪费。他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因此减少赋役，不耽误农耕的时间。他自陈，只要天下百姓都有田耕、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即使不听音乐、不去打猎，也乐在其中。

以上三个事例是唐太宗对“存百姓”思想的践行，在《贞观政要》里都有明确记载。特别是最后一例中提到的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的愿景，这是贞观之治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2.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记载：“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如果想天下安定，必须先使自身端正，身子不端正，身影弯曲，朝廷安定了百姓反而混乱。

《贞观政要·卷六·论慎所好》专门讲唐太宗谨慎自己言行。《贞观政要·卷十·论行幸》里提到，唐太宗很喜欢打猎，但打猎是一项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活动，因此魏征、虞世南、刘仁轨等人时常劝阻他。劝过之后，唐太宗意识到不应因自己一时兴起就劳师动众，就不去了。这类例子在《贞观政要》中有很多，说明他能够限制自身行为，尽量不干扰百姓的生活。

同时，他不以言代法。唐太宗登基后不久，封赏官吏，下旨命虚报官资的人自首，如有不自首被查出来的，就要杀头。调查之后，确实发现了凭假官资拿俸禄的官吏。按照唐太宗的圣旨，应该将他们处死，但负责调查的大理寺少卿戴胄按照法律规定判了流放。唐太宗质问戴胄为什么没判死刑。戴胄解释说，这是按照法律规定判的，如果唐太宗执意要处死刑，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既然唐太宗让他来负责这件事，他就会按照律法来判。唐太宗说，你按法律规定办，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回答：“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不能以一时之私愤代替公天下的大法。听了这席话，唐太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有戴胄这样奉公执法的官员感到欣慰。

当然，唐太宗也有错杀的时候，因此他想到用制度来约束自己，以避免类似的错误。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好德因为妖言惑众被抓起来，主管司法的大理丞张蕴古审案时查明，李好德有病，属于精神不正常，因此主张虽然该犯说过一些很有政治问题的话，还是不应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唐太宗同意了张蕴古的处理意见。但圣旨还没正式下达，张蕴古就率先告诉李好德他已经被赦免了。再加上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权万纪站出来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家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正担任相州刺史，所以他发表这样的意见肯定是因为与李家有关系，属于枉法阿纵。唐太宗本就对政治案件特别留神，一听这里还有猫腻，大怒，立即下令杀了张蕴古。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草率感到后悔，意识到这件事张蕴古罪不至死，下制，凡判处死刑，即使有令要杀，也要三复奏。后来他觉得三复奏在须臾之间就完了，还未仔细思考，又要求中央二日中五复奏，地方三复奏。五复奏，以处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处决当日又三复奏，唯有犯恶逆者，一复奏而已，并将此作为制度写在法令上。

唐太宗认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因此必须慎重。通过订立制度，赋予大臣五次上奏据理力争的机会，杀人就不再是皇帝说杀就杀，这样一来，可以很好地避免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