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分析了“新中国前30年”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关系—— 渐进式开放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网民出于对现实中部分国际流动性阻断的悲观心态，认为中国重回前30年“闭关锁国”的状态。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历史倒退论”，但实质上是一种割裂历史连续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片面夸大历史前进中的风波，看不到历史前进的方向。江小涓的新著《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为我们重新审视新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

以对外开放为线索，将“新中国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阶段有机统一起来

该书将新中国70年分为“新中国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阶段，以对外开放为线索，将新中国70年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起来。书中指出，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与开放的关系，“是一个被相当普遍误读、误解的问题，认为这个阶段的指导思想是‘闭关锁国’，建设实践是‘独立发展’。真实的情况是，对外开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间虽有偏向和波动，但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态势”，因此，有必要“以大量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描绘出对外开放在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供理解和评价历史的事实基础”。该书认为，“前30年开放的主要意义，是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加快国内现代化建设”，因而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项目与大规模经济建设”“引进受挫与经济发展的波动”“再次引进高峰与现代化建设加速”为前三章标题，对前30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行描述。其中，第三章分析中国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分两批集中引进国内急需的重要项目，以及大规模引进对现代化建设、进出口增速和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并指出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开放40年的全新开放过程进行多维剖析，突出新阶段的新特点。这样处理，就将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的历史有机统一起来了。

澄清一些背离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其中的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各种政治运动的研究则越来越精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新中国前30年是错失发展机遇的30年。这显然是一种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错误的历史认识。

事实上，有关新中国前30年对外开放历史的各种数据和史料并不缺乏。以对外人文交流为例，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当事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有包括日记在内的记录或者报告，有时也在媒体上发表对外交流的文章。1957年至1965年，外交部连续编辑出版对外关系文件集、条约集和多边条约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官方媒体始终都是重视对外交流的。改革开放后，涉外部门和部分科研机构开始征集和整理出版中外交往资料。散见在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料及各种数据库中的资料也不在少数。随着回忆录、访谈录等的兴起，相关的一些史实也逐渐浮现。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以正确的历史观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

史学研究过程中难免要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严肃的史学研究既要回应现实的呼声，更要立足于历史事实本身，严格区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而否定前30年的对外开放努力或者拔高其对外开放程度，也不能因为后40多年对外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而影响对前30年的判断。要充分认识到新中国70多年来的历史既可以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又是一个统一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认为，新中国前30年，“从建设方针和工作部署来看，决策层并没有主动制定和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相反，只要内外部条件许可，对外开放就在发展规划中和实际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指出：“中苏关系出现问题后，我们努力从一些相对友好的发达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但规模和地位都与此前无法比拟。……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内开始强调自力更生，本旨不是为了排斥或者轻视对外经济贸易，而是对不利国际环境作出的反应，以利于在这种形势之下调动国内各方面的积极性，其立意是理性的，意义也是积极的。20世纪60年代后几年中，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指导思想上确实出现了排斥从国外引进的倾向，……但从30年全过程看，这种思想并非主流，也未形成全面影响。”

从《毛泽东年谱》中读懂1960年代的国内外政策

有关1960年代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年谱》中有不少信息现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如，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等时说，“要安下心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1961年6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李先念谈到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出口第一，内销第二；市场第一，基建第二。这个办法我看不能推翻。”1964年4月13日，毛泽东请邓小平转告周恩来，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结合《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来看这些信息，可以感受到，决策层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和开放、鼓励出口和发展市场的指导思想，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也在尽力维持双边贸易关系等。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进行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只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新中国开启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演进的主流。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相联系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渐进式开放，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也是中国道路的突出特点。历史研究就是要立足具体史实和数据，克服偏见和片面性，解蔽救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知往鉴来。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外交遗产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