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钱搞工业,所以决定先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发展轻工业,等积累了足够资金再搞重工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国际形势,使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周边安全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工业,我们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就存在很大的危险。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我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也是当时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
当时,我们进行计划经济,可以让非常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中央,中央用这些宝贵的资金进行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如果不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而是分散到一家一户,这样就会造成成本很高,难以进行经济建设。
所以我们先搞统购统销,如果统购统销能够有效实施,就必须走向合作化。城市也是这样,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又保证实行高积累,选择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必然的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解决了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和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随后我们又研制出了氢弹。1970年,我们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乐曲响遍了寰宇。1970年底,我们又研制成功了第一艘核潜艇。
“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根本保证。
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大幅度增长。1949年,中国才有43亿千瓦时。1950年,中国的发电量为46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78年,我们的发电量已经猛增到2566亿千瓦时。
在石油生产方面,1964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1978年,我们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外,我们还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加快经济发展,迅速地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到1978年,这个预期目标由于客观原因没有达成。它的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宏观层面。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但我们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社会的生产水平非常低。这使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制定计划所需的大量准确数据收不上来。二是这些数据带有滞后性。比如,以农业为主就是靠天吃饭。所以不确定性非常大。因为农业确定不下来,所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很难能确定下来。
当时,农村实行了农村合作社,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即合作化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比较高,自愿入社,生产积极,合作社对经营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较强。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从微观分析,农村合作社还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地域性、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这个组织不能随意退出,再加上是建立在传统村社基础上,所以一家子,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很容易把一些矛盾带到这个经济组织里去。而这个经济组织的管理水平又很低,所以在大规模实行农业核算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没有会计可用的情况,进而造成了账目混乱和窝工问题。
我认为,在这种经济组织里最少要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但仅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也不行。另外,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是长周期经营。所以容易出现“搭便车”,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城市中的企业也有这个问题,当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多劳不能多得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情况。所以吃“大锅饭”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导致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虽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快速发展了重工业,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但在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方面,我们并没有实现既定目标。这也是我们要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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