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与北京中轴线申遗

北京中轴线申遗是一个老话题，关注的人也比较多，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相关问题。为了说清楚中轴线的事，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世界遗产的发展和变化，有人问花那么大精力申报世界遗产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回报，因为很多人认为，既然投入了总要有回报的。第二个问题，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有六处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如今30多年过去了，申报世界遗产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什么。最后，结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再来谈谈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遗产的演变和发展

世界遗产的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实践，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对本国遗产的认知和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与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世界遗产的保护观念也在不断调整，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了。

（一）世界遗产的缘起

1954年，基于对战争给人类文化财富带来的巨大破坏的反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这一公约反映了重要文化财产是人类共有财富观念的形成，正如公约中表述的那样：“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文化皆有其贡献；考虑到文化遗产的保存对于世界各地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该遗产获得国际保护至为重要”。在此之后，在教科文组织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先后进行了包括抢救埃及努比亚重要历史遗存、拯救威尼斯、保护巴基斯坦曼加罗什考古遗址、修复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等重要文化财富的行动。这些行动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促进了人类共同遗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国际文化财产保护行动促进了建立文化财产保护国际原则的进程，促进了1964年《关于古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的形成，这一宪章得到了当时国际文物保护界的支持，并成为1965年建立的世界最重要的非政府文物保护专家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接受的基本文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凸显，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国际组织不断推动环境保护观念的觉醒，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形成环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强调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美国，这种保护行为成为建立国家公园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涵盖了自然遗产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在“国家公园”的实践基础上，美国在1965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建议，并在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自然和人类大会”正式提出建立“世界遗产信托”概念的动议，包含了文化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发展会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等有关联合国机构支持联合国成员国政府通过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公约，并明确提出“世界遗产”的概念。同年11月，教科文组织在成员国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回顾《世界遗产公约》诞生的大环境，自然、文化遗产在当时所受到各种破坏的威胁，《世界遗产公约》立场鲜明地强调了对那些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突出对遗产的保护无疑是《世界遗产公约》形成初期最基本和清晰的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威尼斯宪章》成为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

（二）世界遗产的价值认定

《世界遗产公约》要保护的是什么？一是人类文明的成就，二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保护人类文明就是保存人类的记忆。当然，现在我们对其他物种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人类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物种，是因为人有记忆，有文明的积累，而其他物种没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地球，让人能够在宜居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保护人类。《世界遗产公约》中提到，“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考虑到某些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存”，所以我们有责任团结起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认为，“突出的普遍价值意味着文化和/或自然的意义，它超越国界，对全人类的今世后代具有共同的重要性。因此，对这一遗产的永久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表述，突出普遍价值应当是超越国界，并对整个人类社会至关重要。

（三）历史城市保护引发的新问题与《华盛顿宪章》的诞生

随着缔约国的增加，1976年在《世界遗产公约》的框架下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1977年通过了“操作指南”，1978年通过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了厄瓜多尔著名的历史城市和首都——基多，以及波兰的古城克拉科夫。在此之后又连续有多个历史城市或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仅在197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城市和城区就有：埃及的开罗老城、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城、挪威的卑尔根码头区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古城。这些历史城市都依然延续着原有的城市功能，保持着当代生活的活力。它们的保护与已失去原有功能的历史纪念物或古代建筑、考古遗址不同，在保护那些反映世界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同时，需要考虑改善城市中居民的生活条件，保持城市的活力，因而保护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对象，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对历史城镇保护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1987年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华盛顿宪章》。

《华盛顿宪章》提出：“本宪章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宪章》在《威尼斯宪章》的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是历史古城保护的重要部分，强调了对历史古城的保护要适应现代生活以及相关房屋的改进，界定了新建建筑与原有环境的关系标准，体现了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保护思想。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教科文组织在第19届大会上就通过了一个《关于历史地区的(城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教科文组织在这一建议中指出：“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应谨慎从事，以确保古迹和历史地区的景色不致遭到破坏，并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当存在建筑技术和建筑形式的日益普遍化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环境单一化的危险时，保护历史地区能对维护和发展每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做出突出的贡献”。把人类活动和现代城镇生活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为之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各国发展历史不同，决定了各国自身遗产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也必然影响人们对于遗产价值的理解。1979年，ICOMOS澳大利亚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基本状况的《巴拉宪章》，提出了保护对象是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场所，这种文化重要性涵盖了历史、审美、情感等相关价值。《巴拉宪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框架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反思，促进了人们对于世界遗产如何反映不同历史、文化所创造和遗留的物质遗存的遗产特征和价值多样性的思考，也促进人们对于是否能够建立一种跨文化的遗产标准的思考。

（四）文化多样性语境下的世界遗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冷战的结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末的主要潮流，也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巨大的威胁。教科文组织针对这种状况在1988年发起了“文化十年”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后来直接促进丝绸之路申遗的“再次发现丝绸之路”活动。“文化十年”项目提出了四个目标：认识发展的文化维度；认识和丰富文化认同；拓展文化参与；促进国际间文化合作。这一项目强调促进对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反映了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开始形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对文化遗产的整体认识，形成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与此同时，随着《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增加和《世界遗产名录》的不断扩大，到1990年代上半期，在已有的世界遗产评价体系下而产生的《世界遗产名录》，开始表现出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数量上的不平衡、遗产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遗产类型上的不平衡、保护能力的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开始影响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发展。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都注意到这些问题给世界遗产带来的影响，并组织了一系列专家会议对当时世界遗产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和分析。